晏杰雄 付佳唯

　　“历史文化散文”能够将个人情感与文学分析结合，是当代文学的一大创作方向，而如何在客观历史的叙述中挖掘个性化的表述，多数作者未能探寻成功。石光明的散文集《诗狂何处》则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用以往游览的经历为线索，追寻着古人的足迹，将来自唐朝、南北朝、宋朝的十余名诗人词人的作品，通过十余篇散文进行呈现，以一脉相连的思想串联起唐宋诗歌演变和发展的规律，也充分挖掘出了文人们个性化的注脚。

　　个性化注脚，首先体现在作者将诗人的人生境遇与历史完美融合。如在《与君离别意》一文中，作者以熟知的《滕王阁序》为引子，牵涉出王勃一生的起起伏伏，将其身世充分融合进历史与社会背景中进行描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心境透亮、委婉真切的诗人。《幽州台绝唱》将古今幽州台之地的故事与陈子昂紧密相连，陈子昂的“唐诗始祖”称号、仕途坎坷的遭遇，都在对幽州台歌的挖掘中娓娓道来。《阿房宫赋》的政治谋略，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在文章《扬州一梦》中达到最完美的融合，可看作是散文集中历史与个人结合得最完美的篇章。 

　　石光明又进一步在人物性格上下功夫，充分挖掘诗文中的人文气息。王昌龄的性格——傲视权贵、性格孤高，这是众多唐代文人们的“通病”。而在面对朝廷的孤傲外表之下，王昌龄还有着坎坷的经历与对世人真挚的情感。这些散文的独到之处，在于将文学大家的个性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在作者的引经据典与分析整理后，文人们便以鲜活立体的形象款款展现。

　　其次，围绕“诗狂”，作者对不同文人文章的分析与评述各具特色，彰显了色彩斑斓的文人诗词文化。不同的诗人以不同的性格思绪，在中国的千山万水间都留下了不同的人生风范。“狂”在不同文人身上，有着不同的诠释。正如书名“诗狂何处”，唐宋诗人词人都有着狂放的个性，但作者认为他们狂得却是千奇百怪。王维对官场彻底失望，走上了隐退的道路，练就意味深长的唐诗，他的狂是出入自如的狂；贺知章的仕途顺风顺水，福寿双全，一生不计较得失，他的狂是从容淡泊的狂；崔颢不被文化界认可，便去漫游山川，入幕府历练，诗风发生巨变，他的狂是突破自我的狂；刘禹锡贬谪远方，依旧用《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表达执拗与豪傲，他的狂是英雄主义般的狂。单单一个“狂”字就能够分出很多的方向，这是唐宋文人的遗产，也是作者潜心感悟的成果。

　　最后，作者个人的情感与文学历史巧妙融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注脚。在这部散文集中，我们甚至能够看到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影子。但与之不同的是，石光明的旅途不是苦旅，而是一场找寻唐宋文化记号的饕餮游览。在《一曲出塞盛唐秋》中，漫步于宁夏、青海，当地雄美瑰丽、磅礴大气的景象令作者不禁回望起盛唐的边塞诗。王维、岑参、高适等人的心境，或悲凉痛苦、或离愁思念，都尽收眼底，令人回味无穷。讲述陶渊明时，作者引入了常德桃花源的游历，这应是他倾注个人经历最多的篇章之一，从“桃源佳致”的刻碑中读懂岁月苍茫，从桃花源中读出文人历史，在历史中读懂陶渊明的诗文，又在诗文中读懂归隐者的人生挚爱与书生傲骨。

　　石光明善于发挥自己身处潇湘大地的优势，反复立足于湖南地域特色描绘独到的文化见解。作为湖南作家，石光明多篇散文围绕洞庭湖、岳阳楼等有代表性的潇湘标志，展开对古人的追忆。他说：“洞庭湖是湖南的一面图腾，几千年来顶在头上，任人们膜拜。”百感交集的孟浩然在洞庭湖望见了盛唐气象，点燃了入仕激情；李白数次游览洞庭湖，风情万种的湖泊给予他无限宽广的胸襟；湖南扶夷江边的莲潭，让理学先祖周敦颐有了圣洁的理念。而这些湖湘足迹，都是石光明用独到的文化感悟并以丰富典籍为支撑而辨识出来的，他从新的角度分析“为人熟知，但不尽知的诗人”，挖掘出了新的诗意与主题。

　　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作者将人物置于历史舞台上，还原历史中的人物本性，不仅充分展现了人物的个性，同时也留下了鲜为人知的个人注脚。诗人们的欢乐、哭泣、成功、失败，都是值得探寻的。那些不尽人知的情与义，仿佛经历了激荡的千年而被主流遗忘，又在石光明的抚今追昔中被激活如新。

　　（《诗狂何处》，石光明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