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在撰写《宋仁宗：共治时代》的时候，我便定下了下一部宋人传记的主角—宋神宗与王安石。
按规划，我准备给四位北宋君主—宋太祖、宋仁宗、宋神宗与宋徽宗立传，通过对这四朝君主活动的梳理，将整个北宋史串联并完整呈现出来。其中，《宋仁宗：共治时代》已于2020年仁宗皇帝诞辰1010周年之际出版。
之所以选择先写宋仁宗，是因为在宋朝诸帝中，仁宗是我最赞赏的一位；而在历代王朝中，仁宗朝“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也是最开明、最接近现代价值观的政制，值得我们好好讲述。
为宋神宗与王安石立传，是因为在宋朝士大夫群体中，王安石是我最崇敬的一位，神宗也是我欣赏的宋代君主之一；而始于神宗朝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之一。
我们可以将古代士大夫分成三个类型：文人型、学者型、事功型。大致来说，苏轼是一流的诗人、文学家，但学术、事功略逊；司马光是一流的学问家，但在文学、事功方面则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王韶是一流的军事家，但文学与学术方面并不出色。
那王安石呢？他一身而兼三型：既是一流的文学家，又是一流的学问家，更是一流的政治家。王安石曾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
不过，本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王安石的学术（经术之学）与文学（文章之学），而是王安石作为北宋神宗朝执政大臣的事功，简而言之，就是王安石变法。
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仁宗时代的“嘉祐之治”与神宗时代的“熙丰变法”是相互悖反的，你怎么会同时推崇宋仁宗与王安石呢？
从某个角度来看，仁宗之政与神宗之法确实是相反的。仁宗倾向于无为而治，而神宗则欲大有为。“嘉祐”与“熙丰”分别代表了宋朝士大夫两种不同的施政主张、方针、路线。
但在我看来，仁宗之政代表了古典时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范，而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主动开启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神宗与王安石主观上不可能有“近代化”的概念，但在客观上，变法与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方向是暗合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历史维度同时对仁宗之政和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给予正面评价，正如十三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约翰王签下《大宪章》，意味着理论上王权受到限制；而在十六世纪的都铎王朝，早期资本主义兴起，却是王权扩张的一个过程，今天人们也是从不同的维度正面评价英国的这两个历史时刻，而完全不觉它们背后的悖反。
本书的主旨，不仅是想叙述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以及他们君相相得的关系，更想着重描述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自宋朝以降，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为了避免与前人的叙事角度重复，我翻看了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论著与传记。
翻看下来，不难发现，今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叙事与评论基本上都是采用鸟瞰式的视角，以粗线条勾勒变法的大体经过与新法的大致内容，然后对变法作出或臧或否、或褒或贬的评价，这些臧否、褒贬的评价又多半是由作者的意识形态预先决定的，并不是基于史实总结出来的。
而阅读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史料，我们却会发现，变法的具体过程与细节，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和互动，围绕变法展开的新旧党的冲突，可要比今人的鸟瞰式粗线条叙事生动得多，甚至比虚构的历史小说还精彩。为什么写王安石变法史的人不肯好好讲故事、摆事实，而要急于发表意见呢？
我决定采取一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角度来讲述宋神宗时代与王安石变法。这个角度其实也不新鲜，只不过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故事本身，回到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如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忠实地记录史实，不急于做总结陈词。
通过《续资治通鉴长编》提供的基本史实，再参考其他史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王安石变法中波澜壮阔的场景、跌宕起伏的情节、性格各异的角色。由于史实本身已具备足够的魅力，我有意大段引用史料中的人物对话，虽然是文言文，但比较晓白，阅读起来并无妨碍。
尽管本书侧重于叙述史实，但作者的史观与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在本书最后，我专门辟出一章结语，用来表述我对王安石变法的个人评价。这个结语究竟是画蛇添足，还是画龙点睛，评判权交给读者。
本书各章的标题，多取自宋诗，比如第一章“少年天子坐建章”，出自张耒《赠天启友弟》，我借来讲述神宗即位之初；第二章“还朝看拜富民侯”，出自陈造《呈章茂深安抚》，借来讲述王安石回朝辅弼神宗。有些标题为了更贴合内容，我更换了原诗句的个别字词，比如第三章“国柄今归王安石”，出自冯时行《送召客》，原句是“国柄今归谢安石”，我将“谢”字改为“王”字，恰好可以用来讲述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执政的故事。还有一部分标题是我自己杜撰的，因为在宋诗中实在找不到切题的诗句，只好用自撰的七言句子凑合着用。
本书完稿之时，恰值王安石诞生1000周年。谨以此书，纪念荆公。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上下册）》，吴钩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导语，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