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添奇

　　“渌江桥上好风光，但愿人人陈盛芳。八十万人皆好善，匹夫有责负兴亡。”

　　漫步在醴陵渌江桥畔，会发觉这样一个现象：在史册典籍中，康有为的名声远大于陈盛芳。然而在醴陵，陈盛芳之名却明显超过了康有为。

　　陈盛芳（1875-1946），字茂兰，本地富绅贤达。陈盛芳自幼家贫，16岁时师从伯兄学砌工，技艺日精。经人举荐去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从事工程建筑，因成功建造当地无人能建的超高烟囱而深得矿办及德籍工程师赖伦赏识，矿方遂将多项工程交予他承建，由是名声日隆。后湖南省内的很多大型建筑工程也由他承建，如南岳庙宇、登山游道等。陈盛芳致富后不忘桑梓，捐出巨资倡修渌江桥创办醴陵电气公司、盛芳小学和醴陵县私立东方中学（今醴陵四中）。

　　1925年10月初秋，时值渌江新桥竣工通车，桥畔早已堆积了人山人海。桥董会一干耆老高兴之余，却在为请谁题写桥名而犯着愁。适逢省长署秘书傅熊湘回醴公干，透露了康有为近日即将来湘考察演讲的消息。耆老们顿时欣喜万分，商议着由陈盛芳带队赶赴长沙火车站，一同“拦驾”，请求面见“康圣人”。“康圣人”了解到盛芳的来意，知道他是故交文俊铎的义子后，感叹布衣善士之胸怀。陈盛芳将他请到长沙醴陵馆，康有为大笔一挥，题了“渌江桥”三个大字……

　　“康圣人”提笔写的“渌江桥”，便为当时之醴陵人庄严而隆重地镌刻在渌江桥上。百年过后，康有为的题字依然镌刻在桥上，这三个字与渌江桥合为了一体。新建的盛芳亭也翼然挺立在桥畔，为去来之人提供着憩息的方便。

　　为什么是盛芳亭，而不是有为亭？在此是确凿无疑的，在时间的筛洗、沉淀过后，渌江桥畔的人们更偏向于“真金白银”后面的善。这份善，深藏大义，更为人们所珍视。

　　可以确定，善是自发自为的。在醴陵城中，渌江桥应该是五座跨江桥中最朴茂、最有情怀的一座了。早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首次建造渌水桥，那时还是用的木墩和木梁。大概六七十年后的理宗宝祐年间，在状元洲下约20丈处建起了石墩木梁桥，且改名为渌江桥。此后历经元、明、清、民国等，总共毁于火、圯于水者20多次，重修、补修20多次。1918年（民国七年）北军纵火烧毁后，陈盛芳于1924年首倡修桥，他个人捐银3.4万，田租250石，连同政府拨款、桥会资金、私人认捐等共计20多万银元，将渌江桥修缮一新。

　　渌江桥是一座民桥。陈盛芳不仅修桥，而且护桥。

　　第一次护桥，是在1926年6月。当时连降大雨，河水猛涨，东门水深1.3米，县城倒塌房屋900多栋……渌江新石桥也因之迎来第一次重大考验。陈盛芳坚信新桥的质量过得硬，他整天都立在桥上，直面凶猛的洪水，对来劝他回去的人毅然说道：“我陈盛芳要与大桥共存亡，桥若垮，死了算！”结果几天后洪水开始退去，大桥丝毫无损。

　　第二次护桥，是在1944年的夏天。当时日军正准备攻入醴陵，国民党军方面作出了炸桥断路的决定，渌江桥也在其列。陈盛芳听到消息后愤慨万分，决心独闯58军军部，出门前他说道：“渌江桥就是我的命！一县人的心血建造，多么不容易，现在日本鬼子还没来，就要自己炸毁它，我能对得起谁！你们莫拦我，有什么三灾八难，也是死了算！”陈盛芳见到58军军长鲁道源后毫无怯意，他说：“我虽老迈小民，却也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要炸桥能阻挡日军，我无二话。你一声令下，桥我亲自来炸，大不了以后再修！”说得鲁道源羞惭不已。他心里十分清楚，黄河都炸了，挡住日军了吗？在陈盛芳的奔走努力下，渌江桥再一次得以保存……

　　陈盛芳乃文俊铎义子，文俊铎是醴陵瓷业先驱，同时也是大善人。文俊铎何尝不是慧眼识英的伯乐？陈盛芳之善何尝不是受了其义父的影响？这种善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这种善，还有着大义大爱的成分，是赤子在回馈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民。这种善穿越了历史，为后人所铭记。

　　在千年历史长流中，一直延续着一种义善精神。自建桥伊始，历朝历代像陈盛芳这样的醴陵邑绅，至少自发修桥护桥10多次，《纪善录》这样的书册，就记录了他们的义善事迹。八百余年来，是一代代善的财力、善的心意的接力，让平实而厚重的渌江桥始终屹立在渌江上。

　　我想，善不是发明，而是笃行。如今渌江桥依然横跨“一江两岸”，为渌江畔的千家万户提供着方便。桥畔的盛芳亭屹然挺立，它肯定是在等候更多的“陈盛芳”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