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红

　　在民间，关于李白的传说一直被演绎得绘声绘色。关于李白，我们早就形成了太多“定见”。比如，他蔑视权贵，落拓不羁，他痛饮高歌，内心狂傲……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问题在于，既有的“定见”总被那个“公共的李白”所同化和遮蔽。因此，所谓“定见”，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意味着对李白的“视而不见”。

　　吴昕孺先生的《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以下简称《君不见》）以李白给杜甫的十二封“回信”为虚拟的故事，以亲切、随和的书信体为言说方式，凭借诗人对诗人的生命理解和历史同情，为我们渐次打开了诗人李白的精神与生活，打开了大唐时代的盛大及其衰微，更打开了一切繁盛背后的苍凉、风光背后的无常。

　　在我看来，《君不见》更像是一声提醒，提醒我们关于“李白”的更多存在可能。相对于“定见”的李白，这是一个“君不见”的李白。正如作者借李白之口所说的：“世上只有一个李白，‘他们’是同一个李白。‘他们’——布衣、权贵、强盗、侠客、书生、巫仙、禅僧、偷盗者、卫道士、炼金人、妓女、浪子、狂徒……至今都在我身上，仿佛大地上的山、河、湖、海，都是‘我’不可分割的部分。”

　　确实，作为“人”的李白，从来就不只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书生风骨，他有太多向现实与权力低头的不堪和屈辱。《上安州李长史书》和《与韩荆州书》就是明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谀词更是明证。

　　李白并非追求“出世”与逍遥的纯然道者。在餐霞饮露、驾鹤乘龙的神仙境界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境界之间，他是“两栖”的，甚至更向往后者。这就注定了他的狂傲、才情与他的落魄、骞滞，甚至是屈辱连在一起。赐金放还后的李白更能深深理解：“盛世不过是一件华美的袍子，包裹着的却是一具肮脏的躯体。”吴昕孺以其诗人的敏感和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洞察，以“去魅化”的李白形象，揭示出千百年来存在于江湖与庙堂、个体与时代、文化与权力之间的深层冲突和人类长期面临的精神困境。应当说，《君不见》是李白个人的精神史诗，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心灵秘史。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首先就在于它跳出了“符号李白”的僵化标签，将我们引向对“生命李白”的理解与同情。正如作者自云：这“不只是个人生命的备忘录，而是一部有着丰厚思想质地与无限解读空间的命运启示之书”。

　　从文本结构来说，《君不见》的整体构思可谓自出机杼，匠心独运。小说的主体部分是杜甫的诗和李白的通信。这种“诗与信”之间的往返，注定了它是两个伟大诗人间的精神对话。然而，杜甫永远无法回应，他只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因此，与其说《君不见》里有两个诗人的对话，莫如说那是一个诗人的独白。

　　《君不见》里有精彩的文化人格反思：“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孔子，一旦奋斗不能成功，每个人又都向往成为老子。”因为，“孔子是实用性的，是奋斗者；而老子是超越性的，是旁观者”。李白留给世人的印象更多是一个“道者”。然而，《君不见》还原出他作为“儒者”的一面。在“离散”一节，小说虚构了一个细节，即孔子在李白弥留之际去探望他，随后孔子从他的身体与冥思中消失。我以为，这正是诗人临死才能卸却文化背负的深刻隐喻。

　　从语言表达来看，《君不见》其实是诗人间的对话，充满着语言的诗质与生命的诗性。小说里的对话发生在李白与杜甫之间，也发生在作者与李白之间。我们看到，作者借李白之口对杜甫、阴铿、鲍照、庾信、贺知章、孟浩然、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等人的诗作均有见识不凡的诗评。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语言有一种叙事的诗意性，作者往往将生活世界的实写与想象世界的虚写揉成一片，表现出强烈的精神意象性和现实魔幻感。比如，李白第一次在酒家见到杜甫，他将杜甫身上灰色的长衫比作“暮色”；李白第一次见到玄宗，说他是“晃荡在龙椅上一页模糊影子”……作者以虚拟和想象赋予事实以价值，更赋予历史以生命和态度，《君不见》因此而潜流着生命的诗意，而在这诗意的涌动中分明又伴有一种灵魂的苦痛底色和精神的超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