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要想知道中国书院文化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就得追根溯源，同历史修好，沿着文献中的纵横脉络，探寻传统国情下书院文化的现场与过往、生存与盛衰。

　　清人袁枚在《随园随笔》卷十四中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这一段文字，传达出三重意义，一是书院在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时存在，二是书院为朝廷建置，三是书院乃中央政府的修书机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写道，书院在玄宗之前业已出现，但建于民间。若在民间，即为教育教学场所。

　　春秋时，孔子授徒，席地而坐，名曰杏坛。这没有今日所见书院的建筑围墙，但后人传道授业，难免不会找一个专门的场地。最初的书院，起源于官、民两途，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民间私人治学，官方编修典籍。形态各异，但当事人有着形形色色的诗句，表达着对书院文化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钟情、恋爱、期待、思考与执著。

　　不论是藏书刻书，还是读书讲书，书院都是以书为直观的文化载体，推动着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与书院教育的发展。世事变迁，书院的地域分布日见分明，功能状态日臻成熟，教学功能日益凸显。最初的建设者们，择胜地，起精舍，在初期的书院文化传播中，自成品牌，锻造个性凸显的文化品格，积极反叛束缚人性的官位文化，熔铸出了一种济世昌明的自由主义。

　　经历了纷争离乱的唐末五代之后，到了开放繁荣的宋朝，政治教化与文化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提供丰实的物质保证之后，也开始了相互剥离，各自发展。经济发达地区，书院发展迅速，自觉的、有追求和主张的士人，纷纷聚书山林、建院讲学，推动着地方特色的书院替代官学的角色。因此，以岳麓书院为首的四大书院出现。虽然在表述上，各成其说，相互竞秀，但足以看见此时的书院文化，已经强化教育功能，影响深远。

　　书院教育成了文化传承、入主科考、为国育才的主要载体。书院文化则是传统教育、碰撞思想、弘扬学说的精神内核。理学兴起，确立制度，推波助澜，宋元形成了中国书院文化的昌隆时期。推动者们在艰难挣扎中，续谱自由文化的精神建构与新学重构，让一些有着深刻思想背景和文化价值的理学颗粒，融会成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创造了文化的多维时空。

　　诸多大师纷纷出场，登台讲学，赓续传统文化，在历史远去的长河中，泛起许多貌似冷寂却又耐人咀嚼的史诗般的理论光彩。因道德标准所谓崇高，足以让大师张栻、朱熹发生激情的碰撞。这碰撞因时间潮汐的洗刷和涤荡而分外清晰，显现一种令人瞩目的赤诚相见而各领独立品格的风骨。

　　蒙古武力政权虽入主汉地仅数十年之久，但，前宋遗民兴学，深层次地浸染了元代书院政策，让它带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保护书院、宣扬理学、崇圣重儒等。这是统治者意图以学术自由来纾解坚守儒家治统与道统的士大夫反抗情绪，并将山长纳入官制、以功名招揽民心，故而有了书院推广的官学化。元明继踵，明代一度出现了书院文化的灿烂辉煌。只是迄至晚明，朝堂缠斗不休的党争，导致了嘉靖、万历、天启三次禁毁书院，导致了东林党人等学派此起彼伏，挣扎勃兴。

　　嘉靖年间的圣贤王阳明，“正人心，息邪说”，一度动摇了宋元以来官定的程朱理学的主流地位。但是，坚持“致良知”的王阳明，个性独立，虚怀若谷，两次率弟子到岳麓书院追慕朱张先贤，传道讲学，从而深刻影响了以复兴湖湘学派的湘中学人重新接踵崛起。我们沿着诸多今人整理研究和汇编的书院文化集成，融会历史文献、政治分析、教育梳理的脉络，照鉴特殊时代书院文化内蕴的历史遗存。

　　不论是后来的满汉文化博弈，还是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或者传统书院改革与新兴书院改制，对于一个国家文化传承而言，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种教育形态，都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创造与选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遗忘、去拒绝、去漠视那些尝试和发展。重温历史，照鉴未来。中国书院文化是如何炼造成功的，是如何薪火相传的，是如何照亮今天的文化传承的，值得我们本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去深读其中每一个历史记载的涵蕴，了解书写者、研究者与整理者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