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中，周敦颐的《爱莲说》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重要符号。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光大廉文化“基因”，能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湖南日报智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清廉既是为政之本源，也是为政的宗旨。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是湖湘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世称“濂学”,从周敦颐治学、做官的轨迹中，可以清晰感知崇“廉”抑“贪”的价值观。清正廉洁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勇于自我革命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湖湘大地，以周敦颐为代表的廉洁文化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以学正风”，涵养廉洁文化，提供了深厚的滋养和借鉴。
周敦颐在宋代已有“廉士”之名，以“廉”为说、以“濂”为号，其代表作《爱莲说》便是“爱廉说”。《爱莲说》寄意君子之志，表达出理学一派的正大气象。《爱莲说》中有三句格言，“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讲的是人们自身的道德修养。如同《易经》所说“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的君子美德，“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讲的是廉洁而入世、入世而廉洁的境界，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恰似周敦颐的“廉政宣言”。
周敦颐一生爱民崇道、廉洁奉公的品格，在其作品《爱莲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湘仁人志士。可以说，湖湘文化所蕴含的“廉政基因”，正是近现代湖湘文化精英清操苦节、成就功业的重要因素，其源头来自于此。周敦颐治学为官的理念影响深远，史上并称“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为其亲传弟子，朱熹、张栻为周敦颐六传弟子，以他们为代表的“濂溪一脉”，有着鲜明的“清廉”标识。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从福建抵达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并手题“忠孝廉节”四字立于书院讲堂，故讲堂又称“忠孝廉节堂”，这里的“廉”是指尚朴素而崇廉洁。
受周敦颐及理学思想影响，近代湖湘地区可谓“人才辈出”，远者如“洋务运动”时期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时期的代表人物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等，近者如“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后的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灿若星辰的湖湘政治精英，极大促进了近现代湖湘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以其自身廉洁奉公的作为与担当，延展和丰富湖湘文化中的“廉政内核”。
廉政是政治生命的品质保障；廉洁，是个体生命的品格保障。湖湘大地不仅孕育出了理学思想，也孕育出了传统廉洁文化，二者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宝贵资源。从中汲取、光大廉文化“基因”，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注入丰富的内涵。
汲取历史智慧，把制度建设摆在首位。自政治文明产生以来，“何者为廉”“何以要廉”“如何能廉”就成为中国历朝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探寻的重大问题。在思想理论上，他们将廉政作为国政之本，将廉洁作为吏治之要，将廉德作为德治之基，将“廉”提到国之纲维、存亡成败的高度来认识、推崇。在制度实践上，有以严刑峻法促廉，以监察机构督廉，以反腐惩贪护廉，整吏治、察百官、振纲纪，孜孜不倦探索廉洁政治的对策良方。在道德教化上，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百世流芳，古圣先贤的家教家风激励后人，颂廉贬腐的乡论民谣世代传唱。
纵观历史上的反腐倡廉，往往能存在一时而无法长久，根源在于其工具性强于目的性，“法自君出、权大于法”，未形成持久有力的制度保障。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既是一种内在诉求，也是一种鲜明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立志千秋伟业的高度扎实推进廉政制度建设，为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为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未来的廉政制度建设既要坚持制度的连续性，也应注重以时代特征为基础进行创新，把可操作性放在重要位置，既要关注其基本结构要素，更要解决其具体细则。湖湘前辈爱民崇道的人生哲理、清操自守的清廉作风，既是文化内涵又极富地方特色。从湖湘文化中的廉政精神中汲取智慧，并注入到廉政制度建设中去，可为清廉湖南建设贡献养分，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
打造宣传阵地，将廉洁教育融入日常。廉政教育是一个需要多措并举、统筹兼顾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久久发力、徐徐图之的长期工作。郴州是周敦颐三次为官的地方，当地传承近千年的濂溪书院，如今每天接待各地来汲取廉文化的游客上千人次；永州道县清塘镇楼田村依托周敦颐故居设置周敦颐廉洁文化展，系统阐述了周敦颐修身自律的高尚品性；郴州桂东县充分利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纪念地这一“廉洁地标”，设置“铁一般的纪律”专题陈列展……以“清廉广场”“清廉村居”等筑牢廉洁之基，探索搭建廉洁文化共享平台，成为传播廉洁文化的重要阵地。在推进人居环境提质改造的同时，将清廉思想、清廉制度、清廉文化等要素融入到建设全过程；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让基层治理与廉洁文化建设同向同行，把廉洁文化送进老百姓的家门，使其入脑入心。
推出精品力作，培植清廉文化土壤。廉政建设不仅需要刚性的制度要素及其体系，还要立基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只有发挥文化的浸润作用，廉政制度才能释放出应有效能。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所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因此，未来的廉政制度建设应该把文化作为重要土壤来培育。深掘廉洁基因，让湖湘廉洁文化香远益清。据考证，“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屈原的《楚辞·招魂》中，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巡演的廉政花鼓戏《大夫殉国》传唱“宁可死以离尤兮，伏清白以死直兮”的清白绝响；益阳市资阳区纪委监委推出的《非遗中的清廉——小郁竹艺》以非遗匠心展现有曲有直的廉洁文化；侗族大歌《多耶》《蝉歌》、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等民间歌谣亦是民众对于廉洁理念的朴素表达。三湘大地上涌现的廉洁故事唱不完、讲不尽，其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等待更深入的挖掘。
创新传播手段，推动廉洁文化与群众文化活动紧密结合。在春节、元宵、端午等节日期间，廉洁文化可与春联、灯谜、包粽子等传统习俗相融合。自媒体时代，廉洁文化亦可化为或逗人一笑、或令人红脸出汗的小视频，以轻体量、广传播的方式助推社会形成“人人向廉”的良好氛围。
传承廉洁家风，筑牢促廉倡廉家庭防线。“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和家庭私事，而是党员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作为党员干部，不仅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还要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应善于从湖湘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重视家教家风是从古就有的传统，而且无论高门巨室还是寻常百姓家，都对此极为重视。正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周敦颐对子女后代的教育十分严格，订立了清廉家训，“居功毋骄，见恩必谢；士农工商，择术必正”，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周氏族人。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建设离不开深深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思想。同时，要坚持推陈出新，主动对接时代主题、适应社会生活方式，激活传统家风中廉洁元素的活力，增强传统家风的影响力、感召力、渗透力。
应注重从红色家风中寻找榜样的力量。红色家风，凝聚着无数共产党人秉公用权、廉洁为民的经验和智慧，彰显着严于律己修身、节俭持家的清廉本色。如毛泽东同志要求子女“吃苦、求知、进步、向上”。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继承和发扬优秀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这不仅是关系个人前途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一环，要从他们的廉洁故事学习熏陶家属亲友的方式方法，更好地做到“修身齐家”。
（执笔：湘南学院特聘教授、周敦颐研究院院长 张京华；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秉钧 黄炜信 龙钰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