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姣素

　　纪红建的报告文学作品《彩瓷帆影》的脚力，已然步出了国门，那条海上“丝绸之路”在时空的交错中穿梭着历史与现实、人物与时代、命运与思考，其在史料挖掘与现场见证的广阔思维中深入探索，契合当下，梳理中西文化，连通世界窗口，铭刻着中国瓷艺时代的历史印记。

　　《彩瓷帆影》以公元834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沉没的“黑石号”为线索，全景式地展现了长沙铜官彩瓷走向世界的曲折迂回、风雨飘摇、光辉灿烂的历史之路。在海底沉睡了一千多年的“黑石号”，刷新了我们对历史文明进程的认知。在这条船上出土的67000余件文物中，竟然98%是中国瓷器，更让人震撼的是其中有56500多件是长沙铜官窑瓷器。

　　《彩瓷帆影》从其中两只铭刻着“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的碗开始撬起历史的支点，追溯中国彩瓷的发展史。从这两只碗上刻录的宝历二年，可以推至唐敬宗李湛的年号，也就是公元826年。由此可以基本推算“黑石号”沉船的年代，从这批文物异域风情的图案信息与艺术特色，我们亦可知道在开明强盛的唐代，已经有了大规模的海上贸易。

　　《彩瓷帆影》从五个方面对这段久远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第一部“古岸陶为器”，从美籍教员柯克斯入手，探寻中国瓷器文物的“来”与“去”。柯克斯在中国收购了大量的长沙铜官瓷器，并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世界第一个长沙铜官瓷器特展。其中一只在撒哈拉沙漠中发现的釉下褐彩背水壶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注意。考古学者陈万里带着他的学生苦心研究，终于确证，这只釉下褐彩背水壶的故乡是唐朝窑口铜官瓦渣坪，长沙铜官窑便是釉下彩的发源地。

　　第二部“题诗安瓶上”，从事实出发，回望石渚的“前生今世”，追寻“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的历史坐标。从窑工樊氏家族的兴衰起落中沿迹追溯，见证唐三彩的兴起与繁荣。公元758年，因“安史之乱”，樊翁不得不随家人从洛阳来到了望城石渚。经过种种技术考验，结合地理环境，以及“火”的淬炼，石渚的窑场最终变成了瓦渣坪。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他们不仅创造了唐朝历史上罕见的“绿釉红彩”，还创新艺术形式，将绘画、诗歌、书法植入瓷艺，打开了历史的新格局。

　　第三部“一别行千里”，仍然是跟随樊翁的孙辈进入到城陵矶等地，再从“枣皮黄”色系看到石渚彩瓷的瑰丽多彩。波斯商人摩呼禄买下了樊家子孙带去的石渚彩瓷。于此，扬州与波斯的友好贸易与文化交流刻进了历史。公元858年，唐朝蔡辅等随商船去了日本，与日本友人建立深厚的友谊。由此，在历史的洪流中，樊家的石渚彩瓷成为了远渡重洋的文明使者。

　　第四部“人归万里外”牵引着心灵，中国古人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为后人打造了一条连通世界的航运枢纽，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些见证历史的航线枢纽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创造精神。

　　公元879年，由于战乱，樊氏子孙的陶瓷时代进入了终结，石渚成为了他们回不去的故乡。

　　第五部“无夜不相思”。时间追溯到1998年，德国机械工程师蒂尔曼·沃特法在印尼的勿里洞岛海域打捞到了那艘中国沉船，唐朝时期载满中国瓷器的阿拉伯沉船终于浮出水面。沉船已经被毁，但上面铜官窑瓷器却完好无损。

　　2017年，陶瓷专家林亦秋先后给蒂尔曼·沃特法和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的李建毛打电话，希望这批文物能够回归故乡。李建毛高度重视，马上给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文物科科长瞿伟打电话，组织队伍去新西兰商谈。在他们排除万难险阻的努力下，这批铜官窑彩瓷终于在2017年11月24日回到了阔别千年之久的祖国怀抱，回到了故乡望城。

　　众所周知，报告文学易写难工，面临新的难度挑战。而《彩瓷帆影》从某种意义上看，不仅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还启迪当下，在启动情感模式上融合深邃的思想，艺术地呈现出中国彩瓷发展史上的风起云涌。

　　纪红建用他饱含深情的笔墨拨云见日，用坚实的脚步行走海角天涯，触摸人物的灵魂、倾听时代的声音、输入真挚的情感、还原历史的真实，承接世界的历史文明。这种跨界的书写打破了报告文学的体例框架，更显出强大的包容阵场。其用史料的温度复活历史记忆的技法，融合真挚的情感呼吸与时代链接，贯通今古，中西合璧，在难度写作上实现了开拓性的创新。尤为突出的是，作者始终把自我的情感投入，贯穿始末，不仅有抵达现场的逼真效果，还体现了高度真诚的写作态度，渲染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艺术魅力。

　　如此，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用历史的车轮丈量世界，“一带一路”便是历史的召唤，时代的必然，为世界文明发展的网络体系与资源共享提供了历史的支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输入了文明的代码。

　　（《彩瓷帆影》，纪红建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