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泽宇

　　20世纪80年代，张承志、韩少功、阿城等作家都曾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叉风行的潮流中，写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相较他们，刘醒龙的短篇小说似乎没有在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而实际上阅读《女性的战争》可以发现，刘醒龙早在创作之初就不动声色地蕴蓄力量，特别是以十个短篇组成的“大别山之谜”，以前后相连的民间传奇故事为主干，写尽了几千年自然经济所存留的农业文明基因。

　　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看，《女性的战争》氤氲着楚地巫骚格调和大别山神秘瑰丽的氛围，它浪漫空灵地游离于人们记忆中的传统文化之外，更与今天主流的“文明社会”大相径庭。“大别山之谜”所表现的阴森瑰丽、人事风物、巫性传统，无不呈现着超然奇崛的美学风气。对这些各色民俗景象的出色描绘是小说集的一大突出成就。

　　面对这样一个浑朴自然的民间世界，刘醒龙把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小说，集束起生命欲望与社会道德的各类冲突，激发出民间意识中最原始最有力量的因素。作家以纯净的眼光打量着这片土地，裹挟着极少受外界影响的乡土文化基因，纵使这其中不乏残酷与愚昧，依然希望用美清除丑，用善包容恶，文字中洋溢着“纯文学”的明快。

　　《女性的战争》中收录的多数作品都具备超前的“叙事意识”,诸如《戒指》《双卡，双卡》，它们的情节半半拉拉，也没有一锤定音的结局，支撑文本的是小说内部的叙事。针对现实，作品有着缤纷的色彩和复杂的节奏，它们是边缘，是临界，夹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叙事便显得不再肤浅。

　　刘醒龙依靠精确的语言，灵巧的叙述，创造出留有个人印记的文学符号。《山那边》讲几个青年的生活故事，结合隐喻式指向，梦境与未知减弱了前因与后果的关联，青年始终处于恍惚的状态之中。对当时文坛而言，这是一种创新，刘醒龙刻意淡化主题，打散故事，展现叙事切片，情节的断裂不似先锋文学那样的语言、形式变革，而是在跳跃中发展故事，构筑了一个丰富的立体空间。

　　《女性的战争》所收录的二十七个短篇小说，每篇不过数千字篇幅，作者却写得张弛有度。他删除了介入式的情怀干扰，也去掉了过于浓密的情感宣泄，转而依靠精确的描绘以及对情节的精心设置，充分发挥“中介物”的艺术功效。如《翡翠画儿》里的翡翠胸坠，在与竹子相关的记忆里勾连着邓福的不甘与恨意，当翡翠与画儿相结合后，画儿与邓福都不惜以自我牺牲的方式互相拯救。

　　《女性的战争》有着旗帜鲜明的两重指向，一部分是以“大别山之谜”为代表的“寻根”式的民间书写，另一部分则是以《汽车不敢撞人》《冒牌城市》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题材。

　　刘醒龙在《现实主义与“现时主义”》一文中说“作为一种精神，‘现实主义’本应表现的更多的真的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普通人中间的内容。”当刘醒龙窥得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的奥义后，他克制住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并从“潮流化”的惯性中挣脱出来，把目光移向社会转型期的改革和在改革进程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这些作品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为他后续的《凤凰琴》《分享艰难》等重大社会题材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可以看出，刘醒龙将小说的生活化作一种内在追求，他在最为基本的生产生活中探索小说写作的可能性。而此时支撑作品的不是别的，正是镌刻在生活铅华之中的主体性体验。《麦芒》《黑爹》《绿崖》以质朴的写实为基质，又糅入具有传奇性的乡土故事，使小说拥有足够的情节张力，这样的文本可信又可读。同时，刘醒龙也试图从自然中吸纳生命的能量来丰富民间世界，突破晦暗的底层生活，给主人公以尊严和力量。

　　《女性的战争》体现着作者风格未定时在现实和诗性之间摇摆不定的样态，他的民间性书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潮流形成合题，并表现出一定的水准。但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寻根文学对负面因素的过度沉溺，文学的大别山对他而言是情感难以企及之地，当作家的想象力所不及时，他坚定地以现实转向为支点。与其说这是刘醒龙风格的转捩，不如说这是他回归内心真实的表现，《谁家姑娘》《女性的战争》等作品虽然不像“大别山之谜”那样那么纯粹、风情化，却多了真的渲染，成就出了一种未经雕琢的朴实感来。

　　一篇好的小说，应当是作家处心积虑的精心结撰。对刘醒龙而言，《女性的战争》，有其创作、人生道路上的五味杂陈，甚至说它们构成了一种对于生活的复杂“还原”，它们以形而下的本然世景，召唤着刘醒龙走向更宽广的文学天地。

　　（《女性的战争》，刘醒龙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