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世纪末的中国，新世界大潮浩浩荡荡，政坛瞬息万变。作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化精英，梁启超参与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在湖南维新运动中，他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促进了湖南新学传播，也与湖湘志士结下了情谊。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湘江周刊》特别约稿，以志纪念。
王开林
从丁酉年（1897）冬至戊戌年（1898）春，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共讲学三个月。现在看来，他在长沙的这段经历是非常特殊的，借此机会，他与诸多湘贤结缘结交，或加深加固了旧谊。蔡锷成为了他最得意的弟子，谭嗣同成为了他最敬佩的友人。与杨度、皮锡瑞、唐才常相识，也都是在这个时期。
梁启超与湘贤王闿运、熊希龄也多有交集。当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任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提调。为梁启超安排讲学活动，照顾其日常生活，便是熊希龄的分内事。1905年，清朝五大臣（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出洋考察宪政，熊希龄受命去日本请动梁启超当枪手，撰写了五篇考察报告（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著《六君子传》，言之凿凿地说，出洋五大臣的考察报告是熊希龄请杨度撰写的，此说实为讹传。夏晓虹教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梁启超的原始稿本，真相浮出水面）。1914年，熊希龄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组织名流内阁，邀请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梁启超欣然应命。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梁启超与熊希龄是彼此认可的。
梁启超对湘人一直友好相待，即使顽固的保守派分子叶德辉疯狂且恶毒地攻讦过他，他也认为“叶平时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
本文各有侧重地介绍他与六位湘贤（谭嗣同、唐才常、王闿运、杨度、皮锡瑞、蔡锷）的交谊。
1.梁启超与谭嗣同、唐才常
梁启超与谭嗣同从相识到深交仅有三年时间。乙未年（1895），梁启超与谭嗣同相识于北京，他致书康有为，称道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但又惋惜谭嗣同“佞西学太深”。丁酉年（1897）冬，梁启超来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用《孟子》和《公羊春秋》为教本，主张民权之说，撒下了变革的种子。迄至戊戌年（1898）春，三个月时间，梁启超与谭嗣同朝夕相处，称之为“讲学最契之友”。两人授徒之余，还一起为解除妇女同胞的缠足之苦奔走呼吁，倡议各项新政，同为《湘报》撰文。此外，他们还要应对顽固守旧派分子叶德辉、苏舆等人隔三差五的詈骂。当时，湖南是全国维新变法的重镇，他们同为“箭垛式的人物”，是褒贬臧否所集矢的目标。
梁启超与谭嗣同志同道合，确有知己之感。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谭嗣同将自己全部的诗文稿件托付给好友，此举不似托孤，却胜似托孤。梁启超劝谭嗣同留在日本领事馆，一起逃亡海外，谭嗣同以壮语自明心迹：“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至此二人肃然立约“程婴杵臼、月照西乡”，遂“一抱而别”。
谭嗣同义薄云天，把“行”而“图将来”的机会让给梁启超，把“死”而“召后起”的任务留给自己。行者与死者各司其责，原本不存在孰勇孰怯、谁高谁低的比较和区分，但他主动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英风侠气不禁使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谭嗣同被捕前一天，仍有数位日本志士来苦劝他东游避祸。谭嗣同的一席话掷地有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自从参与变法，他就选择了责任和担当。
梁启超在海外刊发亡友遗稿，撰序称赞《仁学》“为法之灯，为众生之眼”。他还撰写了《谭嗣同传》，卒章言其志：“……通乎此（即仁学）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梁启超称赞谭嗣同为“国民先觉”，还下过一个重要的结论：“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这句话的分量沉甸甸的。
谭嗣同与唐才常“少同乡，长同学，生同志，死同烈”，梁启超与唐才常相识则较晚。乙未年（1895），梁启超询问谭嗣同的至交好友是谁，后者的答复是“二十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唐才常号绂丞，又号佛尘。丁酉年（1897）冬，梁启超应约来到长沙，谭嗣同介绍他与唐才常订交，唐才常赠送一方产自浏阳的菊花砚给梁启超，此砚遭际不凡，由谭嗣同作铭，由江标刻字。铭文为：“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戊戌年秋，梁启超匆匆离京，这方未及带走的菊花砚从此杳如黄鹤，多年后，他撰诗话缅怀故友，仍“念之凄然”。
当年，梁启超告别时务学堂，曾恳请唐才常接任其职。唐才常对梁启超评价很高：“卓如汪洋千顷，今之叔度，外似温柔，内实刚劲，尤非人所易知。夫子曾与绍航言云：‘天挺异材，五洲仅见。’受业等极叹为知人。”
己亥年（1899）八月，唐才常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南洋，后至日本，先后与康有为、孙中山会晤。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奔走于海外，倡议保皇，向华侨募捐，以图起兵勤王，他们眼中的那位徐敬业，非唐才常莫属。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由于经费不足、事机不密、行动不齐，自立军起义脆败了。庚子年（1900）秋天，唐才常在汉口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杀害。事后，梁启超唁慰唐家，一度筹款周济唐才常的亲人。
2.梁启超与王闿运、杨度
1914年，王闿运致书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梁启超，起首之语是“一别廿年，风云万变”，若廿年非约数，梁启超与王闿运的交往就应早于丁酉年（1897）。王闿运是旧派人物，经学名家，诗文为豪，对于维新变法素持异议，有“新学无裨，人心益陷”的论调。王闿运治群经，首重《礼经》，尤严夷夏之防，认为学习洋人政教无异于“以夷变夏”。清末时，他阻止过儿子王代功、王代懿、弟子杨度留学日本。
进入民国后，他仍然认为杨度深中洋毒，必须用老庄之学透析才行。王闿运抗拒新潮流，憎恶革命派，视之为目无君父的乱臣贼子。他对维新派同样缺乏好感，如何看待梁启超，就可想而知了。一个诗文俱佳、颇具幽默感的聪明老头，偏偏对于激变的时代潮流缺乏理解和共情。
梁启超并不佩服王闿运的经学研究，批评他“经学所造甚浅”“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徒自增其妄而已”“颇有小慧而学无本原”。梁启超评论王闿运的史学著作《湘军志》，也颇有微词：“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表扬的话只有一条“文采可观”。两位大“傲哥”，注定做不到“相看两不厌”。
庚子年（1900）正月十二日，梁启超拜访旅居杭州的王闿运。王闿运倚老卖老，姿态极高，暗讽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物实为名利之徒，并非真豪杰，距离孟子所称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标准都差得远。
1914年，王闿运致书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事由是湘乡有位寡妇要到京城诉冤，王闿运同情她，请梁启超受理此案。他先是为梁启超着想，说司法系统是个烂摊子，不好收拾，司法人员素质低，弄不好就会招致怨恨。我没打过官司，但听说过不少颠倒是非的案件。治狱关乎人命，不知你有什么挽救的良法。信末，王闿运不失诙谐地调侃道：“闲人干涉法官，例有应得之咎，想非言论自由可以解免。惟多年暌隔，聊志勿谖，以示涧阿尚念念硕人尔。”他拈出《诗经》篇目，轻松自如地掉了掉书袋，学问家的高级感就有了鲜明的底色。
梁启超与杨度的交往始于戊戌年（1898）正月二十三日。这天，杨度从湘潭乘船到长沙，他先往湘绮楼拜见业师王闿运，恰巧王闿运去了衡阳。他听说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省城讲学，新近名头响亮，就决定去时务学堂会会他。杨度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梁启超自然不敢怠慢。两人讨论《春秋》《孟子》，杨度雄辩滔滔，对康门学说多有批驳。在当天的日记中，杨度写道：“论辩甚多，词气壮厉，卓如初犹肆辩，后乃遁词。然而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昏暮乃去。”两人均年轻，杨度二十三岁，梁启超二十五岁。杨度以气势取胜，竟称梁启超靠《春秋》骗钱，初识的印象显然不佳。
1902年，杨度留学日本，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梁启超是《新民丛报》主笔，两人的交往日益频繁。那段时间，梁启超推重杨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视杨度为“谭复生复生”(谭嗣同再世),他为杨度的长诗《湖南少年歌》作引言：“湘潭杨晳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卢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晳子。顷晳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见示，亟录之，以证予言之当否也。”
这个评价有无水分？现在的答案肯定对杨度不利，然而在上个世纪初，同盟会尚未成立前，中国留日学生几乎不会对此抱持任何异议。当年，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举世一读而心雄；杨度作《湖南少年歌》，众人一唱而血沸。“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杨度与梁启超，一个是英锐的“湖南少年”，一个是激进的“少年中国之少年”，这种猛志固常在的狂飙精神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民国初期，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制，梁启超主张民主共和制，两人的政见分歧日益明显。1915年，杨度撰《君宪救国论》，认定惟有君主立宪可使国家培元固本，避免流血革命。梁启超对杨度的高论不以为然，他正色相告：“此何时，此何事，项城（袁世凯别名袁项城）又何人，而可如是其轻且易耶？”梁启超洞烛袁世凯之奸谋野心，劝杨度勿上贼船，但杨度已经迷途难返。
1915年2月，袁世凯的长公子袁克定以杨度为媒介，在私宅宴请梁启超。酒酣耳热之际，杨度试探梁启超：“假设改共和为君主立宪，不知道外间会怎么说？”他讲这话，目的是要套取口风。梁启超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就佯装酒醉，用“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一语搪塞过去。嗣后，梁启超隐身避祸，找了个借口匆匆离京，以躲避袁世凯和杨度的继续纠缠。在天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君主立宪制，为民主共和制辩护，公开与杨度唱反调，与袁世凯划清界限。据张一麟《袁幕杂谈》所记，“杨度往津，劝任公毁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任公不允，斥之甚厉，（杨度）面赤而退”。两位好友从此站在互相敌对的立场上。梁启超秉承古人风义，写信给杨度，道是：“我二人政见虽歧，私交如故。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然而两人已被卷入政治漩涡深处，公与私又如何能够撇个泾渭分明？越是声称不绝交，就越是接近于绝交。
3.梁启超与皮锡瑞
皮锡瑞是晚清湘籍经学家，字鹿门，自署书室为“师伏堂”，人称“师伏先生”，他著述宏富，享誉学林，戊戌年（1898）五月初，他致书黄遵宪，盛赞“康、梁奇士，谭君伟人”，谭君指谭嗣同，可见他与维新党人气义相契。
皮锡瑞比梁启超大二十三岁，他读过《时务报》，很喜欢该报主笔梁启超的文章，称赞其中一篇畅谈洋务的文章是“探源之论”。《四库提要》轻视顾炎武的《日知录》，皮锡瑞阅读原书后，认为顾炎武所言实为“对症下药”，其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梁卓如诸人议论，亦多推本是书，未可非也。”这表明他赞同梁启超的认知。
丁酉年（1897）十月下旬，梁启超乘船抵达长沙，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设宴为梁启超洗尘。在十月廿八的日记中，皮锡瑞记下了他对梁启超的第一印象：“梁貌不甚扬，亦不善谈，已到馆，初六上学。”以仪表论，梁启超确实不算美男子，谈吐也并不出众，但他的笔下功夫堪称万人敌。同席的还有江南机器局总办蒋德钧和时务学堂总提调熊希龄，皮锡瑞称“蒋、熊皆开化党，所言皆变法事”，他对这类话题并无抵触情绪。
十一月初四，皮锡瑞与几位友人游览岳麓山，游毕过江，“饮至二鼓，谈时事甚畅”。席间，皮锡瑞问梁启超为何湖广总督张之洞不信康有为的素王改制说，梁启超的回答是“学派不合，且似恐犯时忌”，这就说明张之洞还摸不准慈禧太后的想法，担心自己过早认同维新派会招惹嫌疑。此后多次饮宴，皮、梁均同席。
十一月廿九，梁启超赠送其新著《读〈春秋〉界说》给皮锡瑞，后者推服有加，自叹不如，“梁氏文笔甚畅，使予为之，不能如此透彻，才力之相去远矣”，他受到启发，欲发挥未尽之意，再作《春秋义说》，以求互相发明。十二月初一，皮锡瑞到时务学堂听梁启超讲《孟子》，头一次见识新教法，不禁赞叹道：“予谓后世有取士（法），无教士法，如此方是教！”
在时务学堂，皮锡瑞看过梁启超批阅的文卷，感觉他的改笔“仍重文法”，对其得意门生黄颂銮、蔡艮寅（即蔡锷）留下的印象是“皆幼而才，长于议论”。
戊戌年（1898）正月三十，梁启超患疟疾，皮锡瑞去探病，见到梁启超牵头联名，敦促各总督巡抚出奏，请旨禁革妇女裹足，皮锡瑞认为“此举若行，功德无量矣”。这年二月中旬，梁启超离湘往沪，后来又去了北京，他在时务学堂讲学，为期仅三个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行踪飘忽，两人断了联系。后来，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赞皮锡瑞的《尚书大传疏证》“更补其阙失而续有发明”“其疏释专采西汉今文经说，家法谨严”。
4.梁启超与蔡锷
蔡锷是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伊始，学生蔡艮寅（即蔡锷）就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少年相貌英秀，不仅听课认真，而且长于议论，文章写得很好。
1899年，梁启超从日本写信相招，蔡锷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东渡扶桑，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语言。翌年，他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活动，于起义失败后重返日本，决意入军校学习军事。1901年，蔡锷请梁启超写介绍信给成城学校校长，梁启超对于爱徒立志学好陆军科目心存疑虑，他说：“你是文弱书生，似乎很难担当军事重任。”蔡锷回答道：“只须先生为我想方设法，能够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军人，不算先生的门徒！”爱徒有这么高的心气，老师当然要设法成全他。蔡锷说话算数，做事认真，入校后他刻苦自厉，果然成为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的顶尖高材生，毕业时，与步兵科蒋百里、炮兵科张孝准一道荣获“中国三杰”的美誉。
1915年8月24日，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蔡锷从北京搭晚车去天津探望师友，与梁启超、汤觉顿等人交换对时局的观感，他的情绪相当愤激，对大家说：“眼看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好一个“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远比“为四万万人争权利”之类来得更为痛切。
政治斗争终须讲求策略，梁启超与爱徒蔡锷合计，决定两人分头行事，一个退至暗处，另一个进到明处。退至暗处的将来要用枪，以推翻袁氏政权为大任，“志存颠覆，则迹求隐晦，平日谨言词，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必须潜心默运，不露声色，孤注不轻于一掷，目标不预先暴露；进到明处的现在就得用笔，以揭破袁氏假面为急务，则无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袁世凯汲汲于称帝，筹安会的宣言已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梁启超觉得在这节骨眼上，他不能不发表针锋相对的文字，于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见报，对帝制派施以迎头痛击。蔡锷在北京，天天与袁党周旋，梁老师的雄文一石激起千层浪，蔡弟子不可能不公开表态，他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袁党诸公当即抓住这个话柄，责成他去规劝梁启超收敛笔锋。他又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蔡锷的这些话带有权术作用，倘若不如此这般，其真实意图势必掩藏不住，正义事业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阻。
1915年11月底，蔡锷乔装出京，赴天津就医，秘密会晤梁启超，师徒二人分析了日趋悲观的时局，认为护国一役已经无法避免。梁启超与蔡锷郑重约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胜不谋权，败不惜命，这样的政治品格颇具极端性，虽非旷古未闻，却也是稀世罕见的！蔡锷与梁启超匆匆道别，变名易姓，从天津赴长崎，从长崎转香港，再经海路往越南过境，潜入广西，由广西至云南，在昆明与滇军旧部会合。护国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洪宪王朝土崩瓦解。可痛惜的是，蔡锷因患喉癌病逝于日本。
梁启超撰《护国之役回顾谈》，结尾处笔触饱含深情：“蔡公死了吗？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国家仍深陷于混乱的泥潭中，梁启超的锥心伤感早已广为人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