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天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新时代翻译工作应围绕传播效能这一目标主动作为、善于作为，牢牢把握翻译传播的主动权，助力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用外国人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语言、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课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翻译事实形成的全过程、全链条中遵循“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牢牢把握正确的传播方向，在诸如“译者选择”“读者选择”“译作创造”“媒介选择”等问题上具有主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翻译传播应“主动作为，善做善为”，通过主动参与、资源整合、正确引导和有效干预，创造有价值的翻译传播事实，确保每一个翻译本体要素都符合预设的传播价值关系需求，并朝着“为我所用”的价值端正向运动。

　　翻译传播的第一要素是选择合适的翻译对象，也就决定了“翻译什么”的内容取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蕴育了可供人类共享的巨大思想文化宝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世界带来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这些都是可翻译传播的重点选项。显然，翻译传播的客体非常丰富，因此在翻译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应努力做到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故事相结合，主体意志与目标需求相结合，系统翻译与拆分翻译相结合。

　　翻译主体译者是翻译传播本体要素的“牛鼻子”。主体译者的价值观和专业水准决定了对原作的价值判断和最终取舍，和对受众的定位与认识。以中国近代思想家著述的翻译传播主体情况为鉴，翻译传播主体具有以下三个“不必”：主体译者不必是中国译者，提倡中外结合，鼓励外国译者主动传播；主体译者不必是语言服务专业人才，提倡跨界传播，鼓励多层次主体主动传播；主体译者不必是官方组织，提倡官方规划引导民间积极参与，鼓励民间自发传播。

　　传播主体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翻译传播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真实、立体、全面地宣传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决定传播主体价值取向的终极标准。翻译传播主体可综合多方需要，选择全译本、选译本、评译本或摘译本；在翻译策略上，宜根据目标受众的审美距离，灵活运用副文本和增译、省译、改写等技巧，创造为目标受众可接受的文本。

　　“投其所好，润物无声”，全面提升翻译传播效能。翻译作品的传播效果，媒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特点与优势，其读者群和影响力也各有不同。不同的目标受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需求喜好，其文本接受渠道也不尽相同。必须对目标受众的时代、地域、民族、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宗教和审美情趣等有全面的认识，翻译作品传播时应注意与媒介的适配度、有效性和影响力，充分发挥大数据、新媒体的优势，投其所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升译作接收精准度和译作接受程度，实现预期的翻译传播效能。

　　【作者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班戈学院院长，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2018年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近代思想家经典著述外译研究”（18A169）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