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疏解非省会功能，要致力于提升省会与省域城市群的发展协调度、提高省会对周边地区的引领辐射度、打造区域经济的开放新高度

　　杨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就长沙等进入全国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行列的省会城市而言，城市功能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对城市发展的方向与质量、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在贯彻“强省会”战略中，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今年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着眼全省‘一盘棋’”“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要求，结合省域实际，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高度来认识疏解非省会功能的重要性，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历史主动，以科学有序疏解非省会功能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疏解非省会功能要致力于提升省会与省域城市群发展的协调度

　　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城市群发展协调度是指各城市子系统内部、各相关城市的系统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资源等要素以及空间等方面相互促进、协作与配合的良性循环程度。早在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标志着我国特大城市功能疏解目标向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转变。从2016年开始，国家先后两个五年规划都提出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适当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等要求。因此，推进省会与省域城市群发展的协调度是疏解非省会功能的重要方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江苏和山东，2021年GDP分别为全国第1、2、3名，其省会广州、南京和济南的经济首位度却分别排名全国省会城市第19、26、27位，而三个省会GDP与其省内重要城市相比，广州比深圳少2433亿元，南京比苏州少6363亿元，济南比青岛少2704亿元。这表明，省会城市核心功能作用的展示，不一定就仅仅是经济总量。相比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是否高，省域城市群间是否协调发展同样重要，特别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更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价值。由此可见，疏解非省会功能，要顺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坚持省会与省域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标，站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结合省域及省会城市发展现状，对省会城市发展要素的重新梳理，增强省会与省域城市群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资源等要素相互促进、协作与配合的良性循环程度，促进省域经济社会等全面协调发展。

　　疏解非省会功能要致力于提高省会对周边地区的引领辐射度

　　省会城市的引领辐射度是指省会城市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带动力和辐射影响力所产生的综合影响程度，体现出协调发展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有机结合。

　　疏解非省会功能要立足于对省会城市核心功能的内涵丰富和品质提升，主要疏解五个方面的非核心城市功能：那些对省会功能定位及核心功能作用发挥无直接明显影响、对其省级政治与行政机关高效运行存在间接或潜在制约、对参与和服务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以及引领与辐射带动省域经济社会等方面协调发展存在或间接存在负面作用、对省会展示全省对外交流合作形象产生不利或潜在不利影响、对省会自身未来发展定位和高质量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实现城市发展目标与其功能定位相符，展示参与和服务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责任担当，提升更好支撑和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省会城市功能的运作效率，促进省会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以更好地扩大省会城市经济、政治及交通与教科文卫等发展要素首位度的影响力，提高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辐射力度。

　　疏解非省会功能，提升省会城市核心功能内涵和品质，要做好如下工作：研究制定引导城市地区空间格局变化的制度、战略、政策等规制，合理选择功能疏解地区和承接区位，有序疏解省会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和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医疗和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带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区和毗邻区县及周边城市空间格局更加优化合理，锻造新发展格局“引力场”。归根到底，要通过省会城市的辐射能力和产业关联带动、产业梯度转移、产业集聚等辐射效应，更好实现省会的区域发展带动作用。

　　疏解非省会功能要致力于打造区域开放经济的新高度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条件。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开放发展、合作共赢推进要素流动自由顺畅、资源配置优化高效、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持续，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

　　疏解非省会功能的过程，是省会与周边地区开放互动的过程。对承接非省会功能疏解的省域相关城市而言，要坚持开放思维，主动融入省域和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以对接产业的承接力为核心，完善各自城市宜居宜业功能，精准打造承接平台和载体，从地理位置、交通、产业、政策等方面研究其承接省会产业转移的政策与机制，充分利用综合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主动承接省会城市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及产业配套，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对省会而言，疏解非省会功能不是向周边区域甩包袱，而是优化省会城市发展模式，提升省会城市发展品质，推进省会以开放促发展、向开放要活力，更好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内外兼顾、多向并进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使省会长沙与其他城市在“美美与共中携手共进、合作共赢”。

　　从长沙来看，就是要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精神，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长沙市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今年省两会的工作部署，主动将疏解非省会功能与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结合起来，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在深入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彰显领头雁的新担当新作为，加快形成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体系，充分发挥长沙在全省对外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更好推进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推进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特约研究员，长沙市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