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

　　复员返杭后数月，杭州报纸上给我起了一个诨名，叫作“三不先生”。那记者说，我在战前是“三湾先生”，因为住过石门湾、江湾、杨柳湾（嘉兴）；胜利后变了“三不先生”，因为不教书、不讲演、不宴会。

　　“三不先生”这诨名，字面上倒也很雅致，好比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之类。但实际上很苦，决不如欧阳修的“书一万卷，金石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人一个”的风雅。我的不教书，不讲演，实在是为了流亡十年之后，身体不好，学殖荒芜，不得已而如此。或有人以为我已发国难财或胜利财，看不起薪水，所以不屑教书，那更不然。我有子女七人，四人已经独立，我的负担较轻；而版税画润所入，暂时足以维持简朴的生活，不必再用薪水，所以暂不教书，这是真的。至于不宴会，我实在是生怕宴会之苦。希望我今生永不参加宴会。

　　宴会，不知是谁发明的，最不合理的一种恶剧！突然要集许多各不相稔的人，在指定的地方，于指定的时间，大家一同喝酒、吃饭，而且抗礼或谈判。这比上课讲演更吃力，比出庭对簿更凶！我过去参加过多次，痛定思痛，苦况历历在目。

　　接到了请帖，先要记到时日与地点，写在日历上，或把请帖放在座右，以防忘记。到了那一天早晨，我心上就有一件事，好比是有一小时教课，而且是最不欢喜教的课。好比是欠了人钱，而且是最大的一笔债。若是午宴，这上午就忐忑不安；若是夜宴，这整日就瘟头瘟脑，不能安心做事了。到了时刻，我往往准时到场。可是这一准时，就把苦延长了。我最初只见主人，贵客们都没有到。主人要我坐着，遥遥无期地等候。吃了许多茶，许多烟，吃得舌敝唇焦，饥肠辘辘，贵客们方始陆续降临。

　　每来一次，要我站起来迎迓一次，握手一次，寒暄一次。我好比受许多试官轮流口试，答话非常吃力。最吃力的，还是硬记各人的姓。

　　入席以后，恶剧的精彩节目来了。例如午宴，入席往往是下午两点钟，肚子饿得很了，但不得吃菜吃饭。先拿起杯来，站起身来，谢谢主人，喝一杯空肚酒，喝得头晕眼花。然后“请，请”，大家吃菜。这在我是一件大苦事。因为我平生不曾吃过肉。猪肉，牛肉，羊肉一概不吃。抗战前十年是吃净素的。逃难后开戒吃了鱼，但猪油烧的鱼仍不能下咽。因为我有一种生理的习惯，怕闻猪油及肉类的气味。这点，主人大都晓得，特为我备素菜。两三盆素菜，香菇竹笋之类，价格最高而我所最不欢喜吃的素菜，放在我的面前。“出力不讨好”这一念已经使我不快，何况各种各样的荤腥气味，时时来袭我的嗅觉。

　　我在宴会席上，往往呆坐，参观各人表演吃菜。我常常在心中惊疑：请人吃饭，为什么一定要取这种恶作剧的变戏法的方式呢？为什么数千年来没有人反对或提倡改革呢？至此我又发生了一个大疑问：“食色性也”。圣贤把这两件事体并称，足证它们在人生具有同等的性状与地位。何以人生把“色”隐秘起来，而把“食”公开呢？要隐秘，大家隐秘；要公开，大家公开！

　　隔壁招贤寺里的弘伞法师，每天早晨吃一顿开水，正午吃一顿素饭，一天的饮食问题就解决了。他到我家来闲谈的时候，不必敬烟，不必敬茶，纯粹的谈话。我每逢看到这位老和尚，常常作这样的感想：做和尚的能把唯一的动物欲简单迅速地满足，而致全力于精神生活，这正是真的和尚，也正是最进化的人。

　　我反对宴会，嫌恶宴会。“三不先生”的资格，我也许不能永久保有。但至少，不宴会的“一不先生”的资格，我是永远充分具备的。

　　（摘选自《丰子恺集》，丰子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