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生

　　在反映目前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扶贫攻坚这场大决战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紧密配合、倾心投入，奉献了众多影响广泛的精品力作。其中张雄文的《燕啄红土地——时代楷模黄诗燕》，是他继《雪峰山的黎明》后又一代表作之一。

　　与以往相比，该书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一是题材内容的进一步开拓。我国扶贫攻坚的重点与主战场，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贫困县，我们的文学似乎也应更多关注于此。可喜的是，近期创作表现出越来越向这方面转变的趋向。就湖南而言，除《沧桑大爱》与《大风起平江》等外，张雄文的《燕啄红土地》是又一明证。

　　《燕啄红土地》所写的炎陵县，不但是“红土地”上的革命老区，而且属于国家认定的罗霄山连片特困区中的深度贫困县之一。炎陵县一方面是朱毛红军起家的革命圣地，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陵寝之地，同时，还是生态宝地与宜居之地。因此，面对“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尴尬处境，每个共产党人尤其是主政的县委书记，就不得不面临更大的挑战与肩负更重的责任。正是如此，该书不但揭示了被誉为“当代焦裕禄”的炎陵原县委书记——黄诗燕的生活与工作背景，而且也凸显了其特殊的题材意义。

　　二是叙事形式的进一步创新。作品不但体现了“扶贫文学”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综合”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而且在“人”方面，它更注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描写。回顾以往可知，其“扶贫”创作大多是放眼全国、注重整体的“宏观综合”，如《中国贫困警示录》《乡村国是》等即是如此。此后，又逐步过渡为或整体、或以点带面地反映一省全貌，如《金青稞》等就从整体上较全面地“报告”了西藏等地的扶贫攻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作品较集中地描写了有关英模典型。而《燕啄红土地》，则将叙事对象（范围）由“省”落实到了“县”，而且将“县”之整体与“人”之典型融为一体，在反映全县“脱贫”过程的同时，再现了黄诗燕这一时代典型。

　　具体来说，作品先写了他和焦裕禄一样，因始终带病拼搏，最后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然后，按时间、分门类，以大量典型事例，详写了他在炎陵当书记的9年中，继承红色基因，发扬炎帝精神，勇于担当、忘我工作，从而使炎陵成功“脱贫”的感人事迹。其中写到，他做到了如他所说的“五种人”和“两严”“三管”，即：做正派的人、扎实干事的人、为民造福的人、团结共事的人与勤政廉政的人；严格执行廉政规定，严格履行廉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管好自己的嘴巴和手脚，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得的不得，不该去的（地方）不去——总之，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从政”。在精准扶贫方面，他不但提出了“六看法”“五心”与“四个一”原则等，而且事必躬亲、狠抓落实，创新工农业、发展旅游业、挖掘红色文化，解决住房难、交通难，为炎陵黄桃写广告词并“站台”推介，和最典型的贫困户结亲，主动上网与群众交流，当引进人才与项目的“最贴心服务员”，等等。

　　三是乡土文化与地域特色的鲜明体现。即“扶贫文学”所写的“老、少、边、穷”之地，一方面因山高路险、交通闭塞而贫困落后，另一方面，又生态良好、风景优美，资源丰富但又未能开发。因此，表现其“扶贫攻坚”，不但要写到通路、通水、通电或易地搬迁，而且涉及资源利用与旅游开发等。正是如此，它们一般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一点，在张雄文的创作中表现更为突出。他所写的炎陵，不但是风光旖旎的生态旅游胜地，而且蕴藏着丰富的传统、红色文化等方面的资源，加之其饱满的主体情感与家国大爱，因而其作品不但地域特色更鲜明，尤其是乡土文化的氛围更浓郁。如《燕啄红土地》虽重点写黄诗燕，但围绕他的农民本色、勤政担当与牺牲精神等，也浓墨重彩地写了“炎陵文化”与“炎陵现象”，和“炎陵黄桃”“酃县白鹅”等特色产业，以及红军精神与红军标语博物馆。

　　总之，《燕啄红土地》虽还可在写法上进一步拓展，譬如让“叙事”服从“写人”等，但它毕竟讲述了扶贫攻坚中的“新”故事，发掘了红土地上的“新”资源，尤其是提供了又一新的时代楷模——“当代焦裕禄”黄诗燕，因而是极有意义而应珍视之作。

　　（《燕啄红土地》，张雄文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