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骄
这是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熊熊燃烧的炉火与窑工操作的特写，各式古朴、特征明显的烧制陶瓷产品，余晖下湘江东岸的古镇，醒目的“铜官窑”木制牌匾，各种艰辛而又连贯的陶瓷制作工艺过程，浩瀚大海中航行的木帆船，船只在惊涛骇浪中行进，沉船，沉入海底的多种陶瓷产品。浑厚的旁白缓缓引入，“这是一个千年窑火不断，开世界釉下彩先河的地方，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火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唐代诗人李群玉的《石渚》描绘了当年铜官窑柴火烧瓷，焰炽冲天的场面。”
作为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志说长沙”《星城古今纪事·总述古代篇》影像志里的这样一段点睛之笔，形象生动地描述了1300多年前的隋末唐初长沙铜官窑里的一段往事，记录了盛世烟火，陶瓷产业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经历。旁白解说词，纵横捭阖，既富有文采，又将知识信息传递的尺寸拿捏得很准确，娓娓道来，层层递进。经过特技处理的窑工动作特写镜头与典型化的实景巧妙结合，整个段落声画结合得水乳交融，具有很好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当下，各种媒体形式多样，日益丰盈的电视纪录片(或栏目)市场观众竞争激烈。受各种原因和条件的制约，电视纪录片(或栏目)的收视率与创作受到了双重的影响，某些创作手法也进入了瓶颈期。其中，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是属于拍摄制作难度比较大、艺术手法创新比较难的一类。这类纪录片的制作除了要求主创人员对所表达的主题有比较全面扎实的知识储备，前期要有很好的案头功课与采访，还要求主创人员对所掌握的知识素材有居高临下而又贴近现实生活，接地气而又会讲故事的姿态，站位高、延伸远。同时，主创人员要头脑清醒，有比较自如的驾驭、消化、取舍功夫，娴熟地运用影视艺术与新媒体手段的能力也必不可少。
《星城古今纪事·总述古代篇》的定位是“总述”，顾名思义就是“志说长沙”《星城古今纪事》的概述，如同方志书籍一般，在章节前写个总述，这不仅严格遵守了方志的体例，而且起到了纲举目张逻辑清晰的效应。这种手法在过往的历史纪录片中几乎没有。这种创新对编导来说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在历史事件的甄选上、文字表达详略得当与否问题上。考验的不仅仅是编导的文字功夫，更是对历史问题的分析能力，需要对影视与历史两大专业的跨界理解并有机融合。
史学研究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编导在构思脚本、甄选历史故事的同时，要翻阅堆积如山的史料；更为严格的是，编导要带着正确的历史观去撰写脚本。目前，部分影视作品时常因史实问题而遭到史学界批评，而《星城古今纪事·总述古代篇》避免了这样的弊端。比如说，宁乡黄材盆地炭河里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这些重型青铜器到底是由来自中原地区的商朝贵族携带还是本土发掘？至今未找到确切的考证依据。故，脚本中写出了专家的两种推测，给观众留下了思索的空间，同时也引起人们探索自然、探索历史的好奇心，甚至对当地文旅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样一来恰恰契合了打造节目的初心。
在纪录片后半部分，编导经过反复揣摩查实，并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重点讲述了屈原、贾谊、张仲景、马楚、辛弃疾等与长沙古城的关系和故事细节。当下的受众，或许对这些历史人物既留有印象，又不是很清楚他们与长沙这座城的“根”与“魂”的关系以及背后的故事。这也正是受众的兴趣点和好奇点。编导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设计场景，采访专家，达到了比较好的讲述效果。比如讲到张仲景时，既有历史性的回顾再现镜头，又有现存在长沙城区内的张仲景雕像、寺庙等文物佐证性镜头，衔接流畅自然，配以相应的解说词“当初的太守署应该是坐落于长沙古城中的巍然府第。每逢初一、十五，张仲景便暂搁政务，将衙门大堂当作诊所，为城内外慕名而来者医治疾病……”平实而分寸感掌握很好的解说与画面融合，让受众有穿越时空又身临其境的艺术感觉。仔细观看品评，这样有亮点的段落在片中俯拾即是，似颗颗珍珠串联，构筑起了这样一部视野开阔、厚重扎实、形象生动，具有很好的可视性与感染力的人文历史类纪录片。
人们常说，影视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一部长达45分钟的纪录片《星城古今纪事·总述古代篇》为受众提供了了解长沙、解读长沙的另一种视角与艺术途径。但整部片子还是留下些许遗憾，比如通篇表达的“长沙”概念可以用不同方式不断提及强化，与解说词对位的原创性镜头还可以更多更丰富，音乐效果的处理还可以更贴切、更细腻一些，解说词的撰写也可以再打磨提高。这些方面既留下了遗憾，实际上也会为未来再度创作《星城古今纪事》的系列影像作品提供提升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
笔者尤为看重的是，创作团队在这样一部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制作过程中探索求新的担当、勇气和路子。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用多媒体形式来传递推介地方志，史为今用，通俗形象地宣传一座迅速发展变化中的省会城市，让充满人文历史精神内涵和传奇故事的城市血脉在人们心里流淌，在讲好长沙故事的同时，记住乡愁，引发思考，增长知识，也增加砥砺前行的力量和信心。这也正是一部有价值的纪录片魅力和潜力所在。
（本文作者系国家一级导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总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