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丹
隔着1200多年的时光，裹一身七月的骄阳，我在心里轻轻地说：“愚溪，我来了，我又来了。”
目光抚过眼前的小溪，心头滑过一缕失望。溪面不宽，两岸杂草丛生，由于连日下雨，水质混浊，水流汹涌。
想象中，那溪应是清澈见底的：游鱼在自由地穿梭，鹅卵石懒懒地躺在溪底，偶有圆滑的青石露出水面，那是飞鸟蜻蜓的驿站。潺潺水声中，嘉木挺立，修竹摇曳，白云悠然……若遇日头正好，溪面如镜，会将这一切倒映成一幅画。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愚溪，来拜谒柳子庙，但心中仍流淌着莫名而青涩的悸动。眼前之溪与心中之溪落差实在有点大，可这并未削减它在我心中的神圣感，反而更激发我一路访古寻幽的热情。水清濯我缨，水浊濯我足。愚溪之美，既在眼前，更在心中。
行走永州，如入宝地。这是太有故事和历史的一方山水。
永州古称零陵，得名于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零陵是我国夏代就已出现的全国34处重要地名之一，有2100多年建郡历史。因湘江与潇水在永州的萍洲汇合，故永州又雅称“潇湘”。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让自古前来永州“打卡”的名人络绎不绝：怀素、元结、颜真卿、寇准、米芾、苏轼苏辙兄弟、张浚张栻父子、陆游……但论永州山水的千古知音，当非柳宗元莫属。章士钊说：“世无子厚，山川之秘奥，遂乃千古无闻。”
如柳子般，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我没有柳子“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之笔，写不出“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之幽，描不了“若牛马之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之奇，甚至来到了钴鉧潭边，由于河床的改变，硬是没感觉出“熨斗”的形状（钴鉧为“熨斗”之意）。可心，却在一步步的行进中被填满，千年时空，一跃而过。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是柳宗元《永州八记》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首句。意思是：自从我成为受贬谪的罪人，住到永州来，常常感到忧惧不安。因“予以愚触罪”，柳宗元索性将在永州所见之景均以“愚”命名。溪叫愚溪，泉叫愚泉，丘叫愚丘，沟叫愚沟。一个“愚”字，几多辛酸。是希望能大智若愚，还是会在此终了余生，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永州的山水啊，消解安抚了他的不安。永州与柳宗元，彼此互相成就。
奔流不息的愚溪，任凭风霜拂面。溪水无言，蜿蜒东去，融入潇水。掬一捧愚溪的水，我仿佛打开了时光隧道的开关，触摸到了柳子无言的悲欢。
粼粼的波光中，那不停闪烁着的，不是深沉的母爱吗？
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从“临行密密缝”的慈爱到爱迪生妈妈对他各种奇思妙想的鼓励包容，古今中外，留下许多关于贤母教子、慈母爱子的故事。母亲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导师。弗洛伊德说，“受到母亲无限宠爱的人，一辈子都保持着征服者的感情，也就是保持着对成功的信心，在现实中也经常取得成功。”这说的其实是一种心理支持。
柳宗元也有一个深爱着他的伟大母亲。柳母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文化素养较高，贤淑有见识。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是最小的。四岁那年，父亲柳镇去了南方任职，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教年幼的他背诵古赋十四首等诗文。“永贞革新”失败（公元805年），柳宗元贬官永州时，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两个姐姐刚刚先后病殁，母亲以六十多岁的垂暮之年，强忍丧女之痛，跟随唯一的儿子来到这南荒之地，没有丝毫怨言。她还安慰儿子说，“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
初贬邵州刺史，赴任路上再贬永州司马。“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司马的官位为六品上。“员外”就是编制之外的人员，也就是个“闲员”，只领俸禄不管事。初到永州的他，没有地方可住，只得借住在龙兴寺的西厢房。
年迈的老母亲长途奔劳，身心俱疲，加上水土不服，生活条件恶劣，不久就病倒了，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本为天之骄子，一朝获罪，从繁华的京城长安来到荒僻的永州，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又因受连累而去世，柳宗元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这还不够惨。因为是获罪之身，他“不得归奉丧事以尽其志”，是堂弟替他将亡母归葬回乡。
无法想象柳子当时的沉痛。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永州的山水要感谢柳宗元这段经历，可这样的日子毕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没几年，他竟“行则膝颤、坐则髀痹”。
在愚溪的浪花里，还绽放着流传千古的友谊之花。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友谊是人生的调味品，也是人生的止痛药。”柳宗元有一位可当止痛药的“生死之交”，那就是“诗豪”刘禹锡。两人同科登进士，有同年之谊，同怀报国之志，同历“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同被贬谪，同在诗文上造诣很深，是中唐文坛上著名的“双子星”。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公元793年，进士及第后在长安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
唐朝初年，科举盛行，为表礼遇，中了进士的学子可以“雁塔题名”，即到大雁塔内题上自己的名字或感言。这是个莫大的荣耀，也是当时风靡一时的雅事。这一年，柳宗元21岁，刘禹锡22岁，精英俊彦，同气相求，惺惺相惜，遂为知己。
据史载，唐朝共开科举268次，录取进士总数7448人，平均每次不到28人，进士的稀有和难度可想而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刘柳二人如此年轻就中进士，可谓了不得，一时名声大振。
了不得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许可以从白居易的题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得到旁证：那一年进士共有17位，白居易是最年轻的，同侪都比他年长。那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28岁。
在柳宗元被贬永州的同时，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两人书信往来十余年，唱和、辩论、探讨诗文和哲学问题。相较于柳宗元的敏感内向，刘禹锡性格更刚毅豁达。这从他贬后所作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以及《陋室铭》可以看出。好友间的交流，尤其是刘禹锡的乐观坚强，应该为柳宗元那孤寂苍凉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光亮与慰藉吧！
被贬出京城十年后，刘柳二人奉诏回到长安，但不久又同被再贬。起因是刘禹锡在两人游长安玄都观时写的一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权贵们觉得从诗里听到了牢骚和不满，于是，“刘郎”被贬播州刺史，“柳郎”被贬柳州刺史。
播州在今贵州遵义，比柳州条件更恶劣。柳宗元不仅没埋怨好友，反而为他忧心不已，刘母已年近八十，此番调往播州，必为死别。于是，他以孝道向朝廷上奏，希望能让刘禹锡去柳州，自己替他去播州。御史中丞裴度被感动了，帮忙求情，刘禹锡得以改播州为连州。
有友如此，夫复何求！“以柳易播”遂成佳话。
两人结伴同行再贬之路。走到湖南衡阳，不得不就此别过。无限感慨，付与诗中。柳宗元先赠诗一首《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刘禹锡答诗《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相望长吟有所思”。你来我往，依依惜别。
在47岁盛年病逝于柳州之前，柳宗元曾遗书托孤于刘禹锡，请他抚养幼子，整理文稿，送其还乡。闻知噩耗，刘禹锡“惊号大哭，如得狂病”，曾三写《祭柳员外文》以抒解思念之情，并作有《伤愚溪》一诗。对于好友的临终托付，刘禹锡均一一办好：护送灵柩回故乡，使其叶落归根；待柳宗元的遗孤“同于己子”，将他们抚育成人；花了20余年的时间为好友整理遗稿，编纂成集，即30卷的《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生死相托，肝胆相照，大抵如此。
不知愚溪岸边的草木间，可曾有异蛇？千年的时光镜中，那“黑质而白章”之异蛇，成为永州偏远落后不开化的标志物，也是柳子为民请命的象征。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在关心百姓的疾苦，敢为人民鼓与呼。政敌的迫害，生活的磨难，没有泯灭他替百姓做实事的初衷，没有消磨他立身行道的勇毅，没有污染他热血激荡的灵魂。他伟大的人格，与灿烂的华章，均与永州山水融为一体，辉映于天地间。
他寄情于山水，但对待人生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执着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政治理想，又和韩愈一道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提出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
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10年，不仅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
之后，在柳州任刺史期间，他更是致力于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改革，如废除了人身典押的陋习，释放奴婢，还兴办学校，开荒建设，开凿水井，推广医学。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建了柳侯祠。
“欸乃一声山水绿”，一千多年的时光，多少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盈盈在《渔翁》里的清波，与不舍昼夜的愚溪水一样，今天仍然能够洗亮我们的眼睛。
临近小暑，正是湘南最热的时节。可透过岁月的缝隙，我似乎看到了漫天风雪的愚溪之畔，正坐着一个静默的、孤舟独钓的蓑笠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