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湘  龙晓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走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提到的“通道转兵”，就是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作出的关于中央红军进军方向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生动实践。

　　一、方向之争：生死抉择关头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通道会议是党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毛泽东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主张得到认可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严重后果是红军被迫实施战略突围。广大红军将士在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进行深刻反思后，都盼望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领导红军打胜仗。红一军团十五师政委萧华回忆当时的情形：“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

　　从湘南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就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军事路线。12月12日，在中共中央负责人通道会议上，与会人员围绕着红军前进的方向展开激烈争论。博古、李德坚持原定计划，欲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在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方向问题上，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向中央建议放弃北进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但遭到了李德的拒绝和反对，在争论中李德负气离开会场。最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试想一下，如果毛泽东的主张得不到认可，继续北上，红军就会进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后果不堪设想。开国元帅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转兵说明了一个深刻道理：马克思主义要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实现中国化。这是因为，从思想根源上来讲，李德等所犯的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的主张就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而毛泽东的主张，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道路。” 

　　二、通道会议：遵义会议召开前后历史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伟大转折的会议只有两个：一是遵义会议，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会议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会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飞跃的实现，遵义会议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篇章。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历史地考察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通道会议无疑是其发端。具体而言，它是由通道会议开始，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进一步准备，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胜利召开，再到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的贯彻落实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在这个历史链条中，遵义会议是伟大转折的核心会议，而通道会议及其促成的通道转兵则是这一伟大转折的开端，是整个历史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李维汉在《回忆长征》中说：“我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

　　三、通道转兵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助推器

　　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长征精神被纳入其中。长征精神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从25000里长征途中一个个重要会议、一件件感人事迹中凝练而成的。通道会议及其促成的通道转兵，就为凝练长征精神提供了重要思想宝库，其本身就折射出一种独特的通道转兵精神——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视域来看，通道转兵精神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强大精神助推器。

　　实事求是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法宝。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刻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形成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用以正确指导实践。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能提出正确主张，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他正是从变化了的战争形势，提出了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而博古、李德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违背了实事求是精神，只知道机械的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敢于斗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个不断斗争的结果。需要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人物尤其是核心人物敢于斗争，不惧打击，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在通道，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的勇气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最终促成通道转兵，为中央红军开辟了一条生路，挽狂澜于既倒。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之所以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了机械背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盲目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依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研判，在通道会议上独立自主地作出与之前共产国际原定计划完全不同的进军部署。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国际指示，还是独立自主作出符合实际的决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行动中的重大区别。遵义会议是我党独立自主的一块里程碑，通道会议则是我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一次成功尝试。

　　勇于当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特征。马克思深刻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不只是在于推动理论创新，来“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落地生根，以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个胜利，来“改变世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勇于担当的精神。毛泽东正是抱着敢于对党、对红军、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提出了通道转兵的西进战略。

　　正是因为有了“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的通道转兵精神，才使得中央红军转危为安，为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通道转兵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