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奇

　　到张家界市永定区纪委监委工作，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

　　刚入职的两年，我在综合部室，每天跟文件、档案打交道，写写信息、整理卷宗。我以为，纪检监察的工作就是按部就班、四平八稳。2022年春天，领导找我谈话，说审查调查一线缺人手，问我愿不愿意去。我没多想，只觉得年轻就该到一线摔打，当场就应了下来。现在回头想想，这一去，还真就彻底“扎”进了办案一线。

　　刚到岗不久，我就遇到了阻力。被调查对象在多个单位任职，资历深、阅历广，前几次谈话始终守口如瓶，要么说“时间太久记不清了”，要么始终不接话题。年轻气盛的我一度陷入谈话僵局，思路愈发受限，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当时带我的老宋，因为身形偏壮，室里人都喊他“胖主任”，是个有十多年经验的老纪检。他看我情绪不对，把我叫到走廊透气，沉默了一会儿跟我说:“小张，你记住，坐在你对面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情况，此刻心里都比你乱。谈话不是比谁的态度更强硬，你得让他明白，我们不是来为难他，是帮他把心里的结捋顺。”

　　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后来我逐渐领悟到谈话的要义:谈话从来不是比谁的语气重，是要摸到对方心里最软的地方，用证据说话。之后的每一次谈话，我不再一上来就直奔案情，而是先把对方的基本情况摸透:老家在哪、家里几口人、这些年在岗位上干过什么实事、有没有得到过群众的认可，坐下来先聊几句无关工作的家常。别小看这几句家常，往往比多轮政策宣讲更能拉近距离。

　　有个案子我大概能记一辈子。被调查对象是个在乡镇干了30年的老干部，五十出头，我们查实他违规领取了农村危房改造的补贴。那是老百姓的活命钱，金额虽不算特别巨大，性质却极其恶劣。

　　整整三天谈话，他始终闷着头不开口，嘴唇动了无数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他心里在拉锯，这种时候绝不能催，越催他越回避躲闪，只能等，等他自己迈过心里那道坎。

　　第四天，我和他聊到工作经历，随口说道:“我翻档案看到，十年前你们镇上那场山洪，你◇着齐腰的水把五保户王大爷背出来，事迹还登上过区里的简报吧。”他肩膀猛地一颤，抬头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当年背人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不能让老百姓遭罪，现在怎么就活成了自己最瞧不起的那种人。”

　　看着他花白的鬓角，我心里揪得发紧。那天谈话室的窗户漏进一道夕阳，窗外有鸟叫，他坐在光里，忽然像一下子老了十岁。他说，一开始觉得拿点补贴不算事，胆子越来越大，等想回头的时候，脚已经拔不出来了。

　　那天我回办公室，对着写满的笔录坐了整整一小时，一点轻松的感觉都没有。我跟老宋说，心里堵得慌。老宋抿了一口茶:“堵就对了，说明你心是热的。要是办一个案子就觉得松了口气，那我们这活，就失去了初心与本意。”

　　七年里，这样的场景见得太多了。有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干部，第一次谈话就红了眼，说家里房贷压身、孩子还在襁褓，最后配合调查的时候跟我说“我不怪你们，是我自己踩了红线”;也有守了几十年底线的老党员，一念之差破了戒，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我们干这个活，说到底是两头沉:一头是纪律，那是红线，谁碰谁就要付出代价;另一头是人心，你得把人往正道上拉一把。有时候拉得住，有时候拉不住。哪怕最终要依规依纪处理，也要把道理讲透，让他清清楚楚明白问题出在哪、教训是什么。

　　这份工作，注定对家里亏欠太多。前年年底孩子出生，好不容易休上陪产假。但没几天我就接到了单位的电话，说手里的案子已经到了关键节点，需要立刻返岗。我没多想，拎起外套就往单位赶。妻子没拦我，只抬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后来她一个人带孩子，半夜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哭了整宿，她实在撑不住了，电话里没半句埋怨，只有压不住的疲惫。现在孩子见了我就往她怀里躲，像见了陌生人，我笑着跟她打趣“我再不回来，孩子都不认爹了”。

　　也有人问我，天天熬大夜、得罪人、顾不上家，到底图什么。

　　直到前段时间，我们办完一起侵占村民种粮补贴的案子，到村里给村民反馈情况。临走时，一位大姐从家里冲出来，硬往我兜里塞了几个橘子，说“自家树上结的，你们一定要拿着”。她裤腿还沾着田埂的泥，追着我们跑了好远。

　　那橘子带着刚摘下来的青气，香得特别扎实。我忽然想起我老家的院子里也有棵橘子树，小时候我妈也这样，攥着刚摘的果子，追着给邻里送。那时候我不懂，现在忽然就全懂了。

　　我们监督执纪，守护的就是这份带着泥土气息的芬芳。笔下有铁律，心头有橘香，这大概才是纪检监察人最真实的模样。

　　(作者单位:张家界市永定区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