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少华

　　人们通常认为当今的文化艺术都是多元的形态，只要你认真去做，就可以成“家”。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尊崇中规中矩，无方圆便不成规矩，从这个角度上看，真正的“成家”不那么简单。

　　毕加索认为：“对我来说，艺术没有过去和将来之分。如果一件作品无法在当今持久地生存，那么它就没有思考的价值。”毕加索这位世界级大师，认识到作品的生存首先应该是当下的生存、持久地生存，才能引起社会对作品的关注与思考，这个看法表面上似乎太实用主义了，而从深处上看有其不同的意义。

　　一

　　我们认同毕加索这个观点，但也认为这确实是个难题。我认为观念与情感、情感与技巧的统一这些方面最为重要。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帕特里克·弗兰克在其《视觉艺术史》著作中，多处提及中国艺术的独特性。他认为：“在中国的绘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传统的中国画家努力表现蕴含在每一种物体中的精神。……画家在挥毫之前，都必须十分仔细地在脑海中思索冥想，其目的是使作品能在观众的视觉印象和心灵感受之间达到调和。”弗兰克所言的视觉印象即指具体物态化的作品，心灵感受包括了创作者自身的情感传递，也包括观众欣赏作品后的审美感受。这些因素得以调和吻合，作品就具有了持久生存的可能。而这些自然与创作者的艺术观念、创作情感和表现技巧是否一致密切相关。

　　二

　　胡立伟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实践中砥砺前行，可以给出我们诠释艺术观念、创作情感与表现技巧高度契合的例证。

　　对胡立伟的艺术观念的了解须从“方竹园”的命名谈起。大部分艺术家都可能以某个有名的赠言或嘱语、某件感人事物或金句作为鞭策，命名画室或书斋。胡立伟很早就对竹情有独钟，尤其喜欢方竹，所以在工作室的小院里种有方竹，室名题为“方竹园”。方竹园的命名，表面上仅是小院的一个地理位置标记，实则颇有内涵。

　　胡立伟为人直爽坦诚，办事讲究干脆利落，朋友圈中大家都认为他是性情中人。他极喜欢画松，认为松树的品格是人品的象征。而方竹同样具有独特的个性，方正代表阳气、正直，一个艺术家首要的品质就是要有正义感，然后才有可能创作出不负时代的真善美之作。小院立方竹，物小情境远，从中可见胡立伟艺术与人生有别于他人的观念和思考。胡立伟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多以物喻人。方与自己的审美趣味、人品性情、三观价值和艺术追求都非常接近。”

　　诚然，中国传统哲学之美的阐释不只是阳刚之美，还有与阳刚相对应的柔美，它们是构成中国艺术大美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有的艺术家重阳刚，有的喜柔美，都可以自己独有的风格登临高处。胡立伟的创作以阳刚之美为主，在这种美的追求中融有柔美，从他的山水画中那些渲染方法和细节的处理中，可以窥见其粗中有细、刚中寓柔的方圆之合和阴阳互渗的审美意味。

　　三

　　从胡立伟艺术与人生综合的目标中，可以看出他颇有独见的个性。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袭与发扬光大，而首先应有“界”，立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胡立伟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得到多位艺术界前辈名家的亲授，书法、篆刻、中国画费力最为集中，深得颜家龙、李立、曾晓浒等先生的重视和好评。在师院传承有序的教学与磨炼之下，胡立伟逐渐觅见自己走向社会后以艺立身、正直做人的方向。入界、出界虽辛苦，破界、无界更艰难。他以李可染先生“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功力打出来”勉励自己，变化出新进入“有法又无法，有界又无界”的创作层面。

　　胡立伟的有界主要体现在有抱负和重传承两个方面。所谓有抱负指艺术创作目标明确，作为画院创作人员和负责人之一，面对经济大潮冲击时头脑清醒，勇于传递社会责任和正能量，激发人们对真善美艺术的审美热情。

　　应该强调的是，当今文化艺术与旧时已大不相同，与文人画的创作情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每个人都处在时代大潮里，画家思想观念与技艺的进退，会受经济大潮的影响，甚至左右到自己的行为。一旦失去明确的创作目的，作品则可能失去应有的审美价值。毋庸置疑，艺术作品作为审美的直观产物，与其他科学领域的产品之主要区别，就在于艺术作品的特征就是“审美价值的特征。……审美价值也应当毫无保留地被理解成为艺术价值”。（德国著名现象学美学家莫里茨·盖格尔《艺术的意味》）

　　四

　　胡立伟的艺术抱负，主要体现在多年坚持弘扬正能量的红色题材创作。他创作的红色系列作品，有革命圣地、领袖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比如《红色记忆·韶山》《红色记忆·文家市》《红色记忆·清水塘》《红色记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规纪念碑》《潇湘魂——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故里》，以及汶川·记忆《使命》；在歌颂祖国大好河山与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上，《苍山如海》 与《天堑变通途》都给观众极深的审美印象。

　　胡立伟认为，在艺术创作的观念与目标上应该有界，那就是向社会奉献具有真善美意义的作品，有益人们的身心健康，营造良好的社会艺术文化氛围。这个界不能缺也不能破。

　　胡立伟新近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厚达418页的特大作品集《界缘·胡立伟作品集》。从这部大画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艺术之界的理解，以及如何叙述与艺术结缘、结什么样的缘。这个界与缘的提出，是一位忠实追寻艺术真谛的美术家以几十年的实践记述的故事。

　　这个深长的故事，除了记述了他对红色记忆与祖国大好河山的讴歌，也充分展示了他对艺术界限突破的多方面心得。胡立伟的艺术创作在此集中分为三大部分：山水画、以书法形式完成的诗书与金石作品。胡立伟的山水画创作，是他身居省里文化部门重要职务、用山水作品标示出的艺术个性。盖格尔说得好：“在一个艺术作品之中：从审美角度来看具有意味的东西就是存在于这个艺术作品之中的个性。”胡立伟的山水正是因为具有明显的“艺术意味的个性”而让观众重视。《天堑变通途》《苍山如海》都充分展示出他的山石重视大山水、大场景、大气势的描写，体面的明快与切割衔接、山石云水的穿插、爽朗的笔墨、墨白对比等都恰到好处。胡立伟的山水这一境地，是有界中的无界。

　　胡立伟的书法与自撰诗结合在一起，让读者翻阅之时同时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是一般中国画家所难及的。他的书法最早习颜柳二体，大学时习蔡北海最勤。后来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教学要求五体皆备，因此遍临名碑名帖，《散盘》《白盘》《黑女》《书谱》《石鼓》《圣教序》《兰亭序》《祭侄稿》《草诀歌》等，都下过大功夫临习。广采博取前人书法艺术的精华，获益匪浅。细到蝇头小楷，大至巨幅榜书，他都能挥洒自如，造就了较明显的书法创作特色。

　　书法用于撰写自创诗篇，是画家中较难的，因为两者都须具备较高的艺术素养。胡立伟在《无界》作品集中展现了成果，值得一读。

　　《无界》作品集的《潇湘灵韵》这一部分，将他山水画中较小尺寸的作品单独列出，也是新冠疫情泛滥之际，他独居画室得来的硕果。这部分山水除了保留了大山水的简洁明快之外，更有用笔轻松、随意挥洒、水墨酣畅和厚实中寓灵动的特色，每一幅都堪称佳作。

　　《无界》的最后一部分是胡立伟的金石作品，选了他各个时期的篆刻作品。莫里茨·盖格尔教诫他的朋友时说：“优秀的艺术家都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不仅必须具有精神上的深度，而且必须具有完满的体验。不论精神上的深度还是生命体验的完满，在艺术作品中都不可或缺，并且要发挥互相映衬的作用。”这个说法用来评价中国艺术家也同样具有意义。

　　中国画在宋末元初开始重视画面内涵的丰富性，明清之际诗、书、画、印普遍成为中国绘画的综合因素。五四运动之后，影响渐趋滑落，至现代中国画已经很大程度上不以此为要求，凡以中国毛笔、宣纸为主要材料完成的作品均被认同为中国书画，这是时代之势。

　　胡立伟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留这种文化特色是作为一名专业创作者的责任。所以，他不仅重视书法和诗的结合，也注意金石篆刻水平的提升。他塑造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任弼时等人物栩栩如生，形神兼备，精至毫分；名印与励志类闲章，多从汉印中过来，下接明清，印中有画，黑白相映互衬，刀法亦见画意的融入，有抒情，重韵味。诗、书、画、印四者兼长与并行，给观者留下不少感慨和赞叹。

　　胡立伟常说：“我为什么重视诗书画印的结合？因为诗是魂。王维的诗画论是一种文化传统；书法不仅是书写，同样可以看作画的一种构成；画要走向当代，必须关注生活和融入当代人的审美元素，并且要以传统笔墨来表现当代生活，重形式、讲节奏，树如音符，山有梦境，笔墨含有刀痕味。”

　　胡立伟一直坚持“一画一印一心境，书与诗合境界新”，立界、破界与最后跨入新界的“界缘”，将启发更多的艺术同仁走向远方。

　　作者简介：廖少华，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原委员、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本期刊头题字】鄢福初：曾任湖南省娄底市政协副主席、娄底市副市长、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湖南省文联主席，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著有《鄢福初的书法艺术》《当代书法家精品集·鄢福初》《书道湖湘——鄢福初在岳麓书院的演讲》《书道湖湘——诗词里的湖湘记忆》《书道湖湘——却顾所来径》《书道湖湘——解秘中兴颂》。

　　胡立伟：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画院专职书画家，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可染画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美协河山画会会员，曾任湖南省画院副院长、省书协副主席。40年来，长期从事诗书画印的研究、教学与创作，作品多次入选全国书画届展和大展，长期担任书画大展评委及湖南省艺术系列高级评委，出版有《界缘——胡立伟作品集》多部，多次举办个人书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