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肖科能 陈礼莹

　　“终于拿到了失而复得的血汗钱。”日前，16名农民工长舒了一口气。被某全屋整装公司拖欠了长达数年的30.7万余元工资，终于全额结清。

　　这笔钱，拿得并不容易。

　　故事要从2021年说起。那年9月，宾某在衡山县注册成立了一家全屋整装公司。起初生意还算过得去，但好景不长，从2023年底开始，公司经营每况愈下，陆续拖欠了16名农民工的工资，总额达30.7万余元。

　　农民工们一次次上门讨要，宾某非但不给，反而玩起了“失联”——逃匿到了外省。

　　2024年，衡山县人社局先后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与行政处理决定书，宾某依旧无动于衷。直到案件移送公安立案，迫于网上追逃的压力，宾某才委托家属支付了大部分欠薪，并主动到案。

　　2025年6月，案件移送衡山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翻开案卷，彩色便笺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待核细节。表面看，这是一起已经“补救”大半的案件——欠薪大部分已支付，证据材料整整齐齐。但检察官的职业敏感让她警觉起来：多名被害人的询问笔录内容高度雷同，且所有书证都整齐划一地显示“已足额领取工资”。

　　“真的都结清了吗？”检察官决定主动走访，当面听取被害人意见。

　　真相果然另有隐情。原来，部分农民工在急需资金维持生计的压力下被迫妥协，在“足额领取”的领条上违心签了字——实际上，他们只领到了80%的报酬。

　　情况紧急。衡山县检察院果断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审查起诉阶段，宾某又抛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是工程质量有问题，发包方没结清尾款，我才没钱发工资。”

　　工程款纠纷能不能成为拒付劳动报酬的理由？检察官的回答很明确：“不能。”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检察官联合公安机关实地勘查涉案项目，当面询问发包方核实结算进度，并对公司银行流水进行了穿透式追踪。铁证摆在眼前：发包方已结算的工程款，完全足以支付全额工资。宾某不是“无能力支付”，而是“有能力却拒不支付”。

　　在法律震慑和温情说理双重作用下，宾某最终全额支付了剩余欠薪。

　　此时，检察机关面临一个新的抉择：宾某是小微企业主，到案后认罪认罚，且已全额弥补损失，该如何处理？

　　衡山县检察院专门召开了公开听证会。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最终依法对宾某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案子结了，但衡山县检察院的思考没有停止。

　　透过宾某案，他们察觉到劳资纠纷领域存在监管盲区。为此，检察院积极建议人社部门健全“两法衔接”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及时移送恶意欠薪线索，将司法介入节点前移，努力实现从“办理一案”向“治理一片”的跨越。

　　“当法律将‘纸上权益’转化为农民工手中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司法便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衡山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伍多益说，该院将始终紧盯群众的“忧酬烦薪”事，以极致态度办好每一件民生“小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