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博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一种被称为“仙人跳”的犯罪形式在多地逐渐演变并呈现多样化趋势。这种犯罪通常由女性或团伙以性交易为诱饵，设计陷害男性，随后以暴力威胁或报警相要挟，迫使受害者支付钱财“私了”。

　　司法实践中对于“仙人跳”式强奸案件的处理既面临着打击犯罪、保护女性权益的压力，又需要防范可能出现的诬告陷害问题。当前已出现利用未成年人、伪造证据等新型“仙人跳”手段，犯罪团伙甚至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作案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司法实践中严格审查强奸案件，既不纵容真正的犯罪行为，又能有效防范诬告陷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打击强奸犯罪与保护女性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为完善相关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案件现状分析与典型案例

　　“仙人跳”指犯罪者（常为女性或团伙）以性交易为诱饵，引诱男性进入特定场所后，同伙出现并以暴力、威胁或报警等方式迫使受害者支付钱财。其本质是敲诈勒索，但手段持续升级，并与强奸罪指控交织。“仙人跳”已从最初简单的敲诈勒索发展到现在的“4.0版本”，犯罪团伙采用更加隐蔽、更加专业的手段实施犯罪。

　　据报道，“仙人跳”犯罪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夫妻、朋友组成的小型团伙，也有组织严密的专业犯罪集团。犯罪成员既有本地人，也有来自外地的流窜作案人员。

　　典型案例——

　　案例一：夫妻朋友合谋“捉奸”敲诈（2015年）：张某梅（已婚）与前男友罗某保持暧昧。张某梅丈夫吴某发现后，两人合谋：张某梅诱骗罗某开房，吴某及朋友以“捉奸”为名闯入，胁迫罗某转账6.3万元。张、吴及朋友3人最终以敲诈勒索罪被惩处。此案凸显预谋性、利用情感关系及“现场抓获”施压的特点。

　　案例二：以“交友”为名实施抢劫：女嫌疑人通过社交软件结识被害人并约至酒店。男同伙冒充工作人员骗开房门，以索要“出台费”等名义实施威胁、抢劫。此案展现从敲诈勒索向更暴力犯罪升级的趋势。

　　上述案例揭示了“仙人跳”案件的复杂性和司法处理的难度。

　　“仙人跳”极易与强奸罪发生关联，尤其当女方事后反诬强奸进行勒索时。准确界定二者至关重要。根据《刑法》第236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构成强奸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胁迫或其他强制手段；二是这种强制手段达到了使妇女明显难以反抗的程度。而在“仙人跳”案件中，性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在女方没有反抗的情形下，并不存在真正的违背妇女意志或强制手段。

　　证据的精细化衡量

　　面对精心设计的“仙人跳”案件，司法机关必须秉持细致入微、客观的态度审查证据，避免草率认定强奸。

　　警惕“完美”证据的虚假性：犯罪团伙制造的伤痕、视频等“证据”，常伴随时间线矛盾、情绪反应失真、伤痕形成机理不符、现场行为逻辑不通等不合理性。需深挖这些“不合理”背后的虚假成分。

　　突破“一对一证据”困境：私密环境导致证据稀缺，形成被害人陈述与嫌疑人辩解对立的局面。不能偏听偏信，必须重视间接证据与辅助证据，深入调查双方关系建立过程（如网络搭讪、有偿陪侍背景）、被害人经济状况、性伴侣情况、报案时机与动机、索赔方式、与同伙联系等。这些常是识别陷阱的关键。

　　坚守罪刑法定与证据裁判原则：严格依照强奸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审查案件，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对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的案件，依法不予认定强奸罪。

　　深化精细化证据审查：推广运用前文所述的证据审查方法，建立针对“仙人跳”案件特点的证据审查指引，强化对证据矛盾点、不合理性的挖掘和论证能力。

　　明确并统一关键认定标准：细化“违背妇女意志”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在涉及事前引诱、特殊身份被害人、事后索赔等情境下的审查要点。明确利用未成年人设陷案件中“明知”的推定规则与反证空间。

　　强化检察机关的审前把关与审判机关的中立裁判：检察机关应严把批捕、起诉关，对疑点重重的案件加强自行侦查或引导侦查。审判机关应保持中立，充分保障辩方权利，对指控证据进行最严格检验。

　　依法惩处诬告陷害与敲诈勒索：对于查证属实的“仙人跳”诬告陷害和敲诈勒索犯罪，必须依法严厉打击，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民合法权益。

　　加强司法人员专业培训：提升办案人员识别新型犯罪手法、审查复杂证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的能力，防范因认知偏差或经验不足导致的错误。

　　“仙人跳”式强奸案件是对司法智慧的严峻考验。它要求司法机关在打击性质恶劣的性侵犯罪、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最严谨的态度、最周密的审查、最公正的程序，防范精心设计的诬告陷阱。唯有通过不断优化司法审查路径，坚守法律底线，精细衡量证据，平衡多方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不枉不纵”，守护公平正义的底线。

　　（作者单位：江苏石湖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