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旗胜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当前，湖南正处在打出一片高质量发展新天地的攻坚阶段。毛泽东主席曾引用《管子·制分》中“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暇则神。攻坚则暇者坚，乘暇则坚者暇”来凝聚力量、指明战略攻坚的法门。《管子》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爱引用的诸子典籍文献之一。他曾引用《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来表明我们开放合作包容的恢弘胸襟。那么，如何充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汲取我国文明传统的治理智慧，服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大局，《管子》的治理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发。
一、治理要奔着问题去
（一）“喜功失时”难以持续发展
“不为不可成，量民力也……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也”（《管子·牧民》）国家的发展须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利益和行动能力，治理不能只考虑到“一时之事”，不能仅是“造势一方”地盲目攀比。
（二）“驼鸟心态”造成长期危害
“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管子·巨乘马》）国家治理既不能盲目无休止地作为，也不能一味地躺平“不作为”，否则可能会忽视关键战略物资的储备，这可能有损国家治理能力。
（三）“粗放模式”致使战略被动
“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管子·轻重甲》）。《管子》反对粗放单一的发展方式。国家治理如单纯地比拼资源生产和资金投入，而不能合乎时宜地调控，会使产品特别是战略性物资陷入低价洼地，有可能被不法之徒猎取，从而国家治理能力被大幅削弱。
二、《管子》学说对“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的启发
（一）响应中央号召，凸显战略布局，坚持人民导向
第一，《管子》相当重视政治中心依据客观规律发布号令的治理引导作用。“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管子·君臣上》）其中，“百官”应根据其各自合乎法度的职分和能力来积极任事，“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形成有规划、有部署的国家治理体系格局。
第二，《管子》研判了国家治理的战略阶段。“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管子·制分》）其中，最为核心的特征是“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即要注重存在差异的治理格局中不同政治单位的目标与任务，特别是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和地方发展在“一体”格局中的差异性。
第三，《管子》明确提出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治理原则。《管子》的国家治理思想实是“以人为本”，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管子·君臣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可以认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之体现，也充分汲取、继承与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
（二）创新治理手段，完善产业体系，推动成果转化
第一，《管子》启发我们要重视创新治理方式，调控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链的生产、流通与盈利。“海王之国，谨正盐策”（《管子·海王》），在古代农业社会，海洋所提供的食盐是民众生存的必要，也是保持士兵战斗力的关键物资。《管子》认为，应通过政令来调节以盐为代表的战略产品的生产，增强这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要派出专门官营队伍在世界与全国各地来出售盈利。引申地讲，“号令者，徐疾也”（《管子·揆度》），如何用合适的政令手段对山地的矿产资源、弓箭甲衣等战争器械和装备、农业民用的农具与手工纺织业等进行引导和调控，实现战略产品的储备与盈利，《管子》提供了许多可能。
例如，《管子·轻重甲》提及了让弓弩这些战略产品走上优质生产的经典案例：齐国的弓弩生产质量不高，即便从民众那汲取了大量资金投入也无济于事，管子给出建议，让国君用玉壁去聘请那些专门射天鹅和野鸡的猎户，弓弩生产的质量很快就提高了。因为民众知道消息后，都想来得到这些猎物，要打到了这些猎物就得用上乘质量的弓弩。从治理视角看，这正是国家的政治引导与市场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起到良好互动的体现，国家不是通过简单粗暴的强制命令和资金投入来提高生产质量，而是创新治理手段、影响市场稀缺反向促进生产。
第二，《管子》启发应搭建一种复合互动的产业体系，并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开发新质生产力。在当时的年代，在传统的农业之外仍有大量尚待开发的畜牧渔猎等产业，大量的荒野也无法有效开垦种植五谷，国家既不能征收其税，这些土地的产出也无法被有效利用起来。《管子》提出了一条“扪牢之策”：“籍于无用之地，因扪牢策也。谓之通……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管子·山至数》）。管子设置专门人员管理，并奖励从事畜牧渔猎行业的人员，同时将牛羊等设为公共祭祀和征税的必要物资。这就拉高了人们对牛羊的需求，提高了牧户利润，还能让不同产业的盈余互相补充，荒地反促进了民用富饶。从国家治理的原理看，这启示我们既要不断地开发寻找新质生产力，又要通过灵活的治理手段提高其盈利空间，以消费拉动生产，形成融通综合的产业体系布局。
（三）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强化服务保障
第一，《管子》明确指出了改善市场营商环境的利好，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来吸引资金和商人流入。典型的就是“曲衡之数”，“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轻重甲》），《管子》认为应该给予各方来当地经商消费的商人相当有规格的生活待遇，增强本地的吸引力。《管子》敏锐地看到了市场对于调节生产和民利的重要作用，乃至明确提出了“市者可以知治乱”的论断：“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管子·乘马》）。
第二，针对市场正常的运作以及民众的利益，《管子》启示我们注重使用果断灵活的政治力量为其保驾护航，突出为民服务的性质。在当时的年代，存在着一些发放高利贷、剥夺民众所得的势力，这些人利用手中大量的粮食和货币财富的积累，干扰正常物价水准，通过加剧物价的波动来进一步牟取不正当利益。“反之以号令为可耳”（《管子·轻重丁》），即可以采取变通的政治手段消除这部分势力对民众正常生活的影响。管子给出了一些具体办法，例如可以抬高一些产品的物价，官方掌握这些稀缺物资后主动出面替民众抵消偿还债务等。在遭遇天灾的困难时期，《管子》建议还要对贫民采取“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的赈贷政策，如此既能维系其基本生存，还能保障社会再生产的稳定，并通过发放货币或粮食来调整物价、提振消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