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是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命题。他认为，“乱子有二重性”，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段论述，既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坏事变好事”的道理，完全适用于分析传染病疫情这样的灾难性事件。1958年，毛泽东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云南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导致人员大量死亡事件的。11月25日，他对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明确指出：云南省委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一方面，“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另一方面，别的省份也可以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避免“犯云南那样的错误”。

　　救灾是疫病防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深知人民生活困难，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把保障群众的吃住放在首位，并经常亲自批示调配物资，保证灾区生活供应。

　　灾后重建是战胜灾害、恢复秩序的根本之策。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就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出：“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在抓生产救灾时，毛泽东尤其关心灾区的税赋负担，强调“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毛泽东关于防治疫病的战略战术和思想方法，是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已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举全国之力进行疫情防控，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举措，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比如：突出强调“及时准确”和“公开透明”，建立完善的疫情信息通报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抗击疫情总要求。这提炼概括的“十六字”，字字千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引作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科研工作者努力攻关，人民群众广泛动员，医务工作者奋不顾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展示出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制度优势。

　　本报记者  汤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