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5月12日在河南省南阳市考察调研。当天下午，他首先来到医圣祠，了解“医圣”张仲景生平及其对中医药发展作出的贡献。习近平说，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医圣”张仲景何许人也？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他生活的年代常年发大疫，尤其汉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目睹生民涂炭，张仲景立志救斯民于水火，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和中医的灵魂所在，被后世尊为“医圣”。

　　其实，张仲景与长沙有一段不解之缘。史载：“东汉末年，疫疬横行，万户萧瑟。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可怕的瘟疫在中华大地上悄无声息地蔓延，发病的人突然高烧、咳嗽、胸闷，然后，在极端痛苦中死去，其典型症状与现代流行病近似，尤其以郑州、长沙和洛阳等地为盛。

　　在这场空前的大劫难中，一位南阳人挺身而出，这位医学奇才的出现，让那段阴霾的岁月有了一抹亮色。时任长沙太守的张仲景，利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把脉诊治。但当时的官箴规定，太守不得擅进民屋，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仔细给百姓把脉诊病。久而久之，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张仲景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患者。后人怀念张仲景济世救民的胸怀，就把中药铺称为“堂”，在药铺里诊病的医生称为“坐堂医生”。张仲景的医方称为“长沙方”，学医叫做“问道长沙”，湖南各地老中医收徒，都必行“拜仲景先师礼”。如今，长沙大街小巷所见的“九芝堂”“楚仁堂”等，都源于此。在他曾经坐堂行医的地方(现湖南省中医院)刊有纪念性石碑，以供凭吊。

　　张仲景认为疫病(传染病)的发生是由于身体受了寒气的伤害，故将疫病统称为“伤寒”。“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意思是说，在所有疾病中，疫病是最迫切的问题。西医传入中国后，一种由细菌所致的肠道传染病被译为伤寒，导致这种肠道传染病的细菌就是伤寒杆菌。由此可见，古代中医所说的伤寒与西医的伤寒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连绵数千年来，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惟一、李时珍、叶天士……这些中国医史上的名医，都是一座座令人仰视的高山。在这么多杰出的杏林人物中，张仲景为什么独尊为“医圣”，一直被视为中国医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时光彰显了张仲景的价值。那是因为他的《伤寒杂病论》伟大!他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4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种方法来判断病症性质和发生的原因。他所提出的“六经分证，八纲辨证”的辨证论治理论，为中医学建立了基本规范和框架。180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传统中医的支柱性理论，当代中医研究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展开的。而且，很多内容是终极性的，后人难以超越。

　　可以说，张仲景对于中医学的贡献，相当于孔子对儒家，牛顿、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贡献。人们把《伤寒论》与《论语》相提并论，尊之为“医经”，把张仲景与孔子相比，认为“医门之仲景，犹儒家之孔子”。《伤寒论》中的113个处方，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故被后人称作“医方之祖”。

　　（摘自《新湖南·湘健》5.14，文/汤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