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以来，青年学者江绪林、“天才史学少年”林嘉文因抑郁自杀，将抑郁症患者境遇带入公共视野。据媒体报道，我国各地抑郁症患病率在1.6%-4.1%之间，但目前仅有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抑郁症治疗市场则乱象丛生，“用宇宙能量去掉体内不和谐信息”、“不打针不吃药，1个月内就可康复”……甚至出现养生美容专家“坐堂”治疗抑郁症、心理咨询师违规介入等；医生、家庭和社会组成的“治疗联盟”，也处于缺失状态。

    治疗环节的弊病，不过是抑郁症作为社会问题当中的一环。此前早就有专家表示，抑郁症2020年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杀手，但无论是社会对抑郁症的认知水平，还是相应的医疗救治、公共干预力度，都远未能匹配其严重性。

    在公众舆论中，抑郁症一度有着形而上的色彩。江绪林、林嘉文自杀，不少人大谈其背后形而上的原因，而对抑郁本身的病理本质避而不谈，这浪费了名人抑郁案例本可带来的常识普及机会。这还只是抑郁症被误读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抑郁症患者，可能长期生活在社会误解乃至歧视阴影中。

    社会对抑郁症的认知滞后，呈现出2种显而易见的副作用。一是抑郁症的“疾病属性”长期得不到正视，动辄被“精神病”概念捆绑着遭歧视，这种歧视客观上加剧了患者生存环境恶化；二是对抑郁症患者的公共救助，包括对抑郁症患者互助组织的援助、专业救治人才的培养等都很匮乏。

    在专业救助上，当前我国连抑郁症患者的基础性普查诊断数据都缺乏，这决定了抑郁症患者对于治疗资源的真实需求很难准确传递到“供应端”的改善上去，从而出现“结构性”的资源紧缺，如当前我国有着60万之多的持证心理咨询师，未能升级为专业的抑郁症诊断力量。

    由于抑郁症治疗的长期性、反复性及治疗费用高企，导致很多患者出现要么“病急乱投医”，要么“自生自灭”的现象。基于此，将抑郁症救治全面纳入医保范畴，并普及公益性的心理咨询部门，或将缓解抑郁症治疗率低下的问题，也利于抑郁症的“去神秘化”。据媒体报道，当前我国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重仅为1%，而有些国家为20%，说明相关的投入亟待“挖潜”。

    无论是宏观上全面摸底中国抑郁症患者的信息档案，还是加大对抑郁症治疗资源的投入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补全孱弱的救治、康复医疗体系，都迫切需要公共部门的“觉醒”与行动。据了解，抑郁症防治已列入全国精神卫生工作重点，而列入重点后，更要有切实行动，去还上我们对抑郁症患者关怀不够的道义欠账。

    （新京报，3.29，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