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在河北称帝，重建刘汉皇朝。光武帝很明白，自西汉宣帝、元帝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获得充分发育，已然掌握了对国家政权合法性——也就是“道统”的解释权；光武帝本人在公元25年登基称帝，所获取的还仅仅是国家机器——也就是“治统”；“治统”必须获得“道统”的认可，才能够获取合法性，进而绵延传承后世。

    爱儒士，更爱不捣乱的儒士

    收拢知识分子，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关系。汉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分为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古文经派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而今文经派更看重后人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也就是前者有“原教旨倾向”，而后者则有“离经叛道之嫌”，与古文经派相比较来，更重视谶纬。

    相对而言，刘秀更喜欢被谶纬之学笼罩着的今文经学。不光是刘秀喜欢今文经学，西汉自汉武帝而下，除却王莽，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今文经学。其原因正在于：今文经学已被怪力乱神的谶纬之学所污，对社会的批判性严重降低，朝廷正好可以借其为“治统”的合法性正名，又少了许多“知识分子”捣乱的忧虑。

    爱经学，更爱用经学搞迷信

    光武帝本人在学术造诣上相当有限。其对今文经学的热爱，也与学术无关，而是关乎迷信。这一迷信就是“谶纬”。对谶纬的极端迷信直接导致刘秀在推广儒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倡导谶纬。

    首先，刘秀本人即是精心研习谶纬书籍的模范。《后汉书光武帝纪》称：“初，军旅间贼檄日以数百，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这真是相当诡异的一幕：戎马倥偬之间，三军主帅帐中灯火通明，主帅看的不是军事地图，而是一本本算命卜卦的迷信鬼神之书。上行下效。刘秀的率先垂范，自然会对下级及民间产生巨大影响，研习谶纬的社会风气一路高涨。

    其次，刘秀对敢非议谶纬的臣下，一律严厉处罚，或长期不加重用。大儒郑兴曾与刘秀谈论关于郊祀的事，刘秀询问：“用谶纬来决定用哪套方案好不好？”郑兴回答：“臣不为谶。”刘秀当场翻脸，逼问郑兴：“你不为谶，难不成你是反对谶？”郑兴不得不诚惶诚恐地再三解释：“臣只是没有学会谶纬之术，完全没有反对的意思。”史载，郑兴最终仍然因为不懂谶纬而未获重用。

    爱学习，更爱把学习变成禁锢

    “东汉功臣多近儒”，这主要得力于光武帝本人的极力推动——光武帝每到一处，首要任务就是访儒问雅；对儒学教育的关心也是前代帝王所罕见的，在兴建太学、优待学者、修订典籍等方面的力度，也许只有狂热的儒家原教旨信徒王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效果自然也是显著的：光武帝时期，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惊人；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如此之高实属罕见。

    整个社会看起来处于一种极度好学的气氛之中。但是，这种气氛，其实透露着难以描述的诡异——这场贯穿了整个东汉王朝的“全民爱学习”运动，是以学习被迷信化了的谶纬儒学为前提的。换言之，这场“全民爱学习运动”所培养出来的大部分人才，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

    光武帝的时代，是“知识分子”被按照相同的规格（谶纬化）批量制造的时代；批量制造“知识分子”的时代，恰恰是没有“知识分子”的时代。所以，吕思勉先生所言极是：“自东汉至今两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

    （摘自《汉朝》 谌旭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