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政府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人们的脊梁。它们都大力缩减开放对话的机会，使公民纠正政府所导致之罪恶变得困难或不可能。

    两国的执政阶层虽然夺取了权力，却很清楚不可能征服所有人，因此勉强接受了许多拒绝成为或无法成为真正信仰者的人的表面赞同，同时也找到了对付那些不愿屈服之人的诸多方法。

    一个普通的国家不会期望人们意见完全相同。极权主义国家则视一致性为真理，不允许重要的公众异议存在。消除异议的办法就是让人们看不见“错误”的观念，并使传播这些观念所带来的后果糟糕到足以让大众沉默。

    这种一致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成：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贿赂来鼓励政府期望的行为出现；二是通过恐吓与强力来阻止它们不期望的行为。其结果是，政府至少表面上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有些压力并非压迫性的，一些人几乎感觉不到。它也以多种形式出现。所有公民都会成为温和强迫过程的一部分。

    正如一位妇女在她母亲慢慢适应服从极权政府的意志后所回忆的：“人们总是来说‘把国旗挂起来，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你差点就要被送去监狱了’‘如果你不那样做，会非常危险’。一个接一个的人过来按门铃，然后说你怎么还没有把国旗挂起来。最后，我的母亲只好去买了一面虽小但名副其实的国旗。”为确保表面上的公众一致性，东德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步骤。依照东德的法律，为了一个相同的公开目的，3人以上的集会就需要获得官方批准。

    领导者当然意识到，他们的公众支持是不稳固的，君特·沙博夫斯基在德国联邦议院有关东德的听证会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德国统一社会党从未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我们只有通过忽略这一担忧才能前进。如果我们必须去等待这大多数，将不得不选择社会民主的道路，而那是我们所鄙视的。只有通过隐瞒以下事实，即大多数民众是反对我们的，我们才能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