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新著《论中国》中讲述了他见证中国执政党从“意识形态至上”到“国家利益至上”的对外政策变迁过程。

    那是基辛格第二次到北京。他从机场出来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有“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其中有一些还是用英文写的，甚至在他下榻的国宾馆客房里也有类似的传单。

    当时是1971年10月，正值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不久。他特意让助理把传单收起来交还给中方的礼宾人员，说这是前面住过的客人留下的。

    基辛格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官方的注意。第二天，他去人民大会堂会见周恩来的时候意外发现，一路上看到的贴有口号的墙都被粉刷一新了，有的地方还贴出了新的英文标语，如“亚非乒乓球赛欢迎您”。见到周恩来时,周似乎是不经意地暗示道,美国应对中国观其行,而不是只听它“放空炮”。

    所谓“放空炮”,指的正是中国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战。让基辛格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居然也说了同样的话。他向此前他还在大肆批判的尼克松和基辛格郑重表示,“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意识形态对两国的关系不再重要了。

    这种“不重要”的体现之一,便是尼克松秘密访华后中美双方签订的《上海公报》。这两个几个月前还是仇敌的国家,现在为反对进一步扩大的苏联霸权,站到一起了。

    1973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再次阐明了他的观点:“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共同对付一个坏蛋。”

    邓小平与他的前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他更务实。他设法断然结束了19世纪以来在中国不断出现的外国是否可供中国借鉴的辩论。1978年和1979年,他遍访东南亚、美国和日本,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国家”高新技术的迷恋。随后的改革开放,他更进一步把意识形态问题置后,而把国家利益放到第一位，鼓励独立思考,放松意识形态禁锢。

    江泽民上任之初,正值中美关系降至冰点。为了在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他把国家利益放在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基辛格在书中透露,1991年9月,江泽民在北京向他一再强调“在当今的形势下,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不重要,如果相互尊重,我们就能找到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