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模式在造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

    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在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它们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做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

    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

    激进主义的本质，是按某种先验的“理性原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左的平均主义激进主义就是用平均主义的理想蓝图为依据，右的激进主义则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蓝图为依据，他们都把自己崇奉的价值视为“普世”的，都力图全面地把现存的“坏社会”，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合他们主观理想的“好社会”。

    左右激进主义者虽然彼此水火不容，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制度决定论”，以为只要建立好的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

    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深受挫折并感到不满与绝望时，总会把与自己现实中的不幸相反的价值、未遂梦想与希望，寄托于某种异邦图景上，大锅饭与平均主义，恰恰成为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分化深感焦虑的人们的诗情梦幻的浪漫投射对象。只要社会存在着不公正，文化浪漫主义将始终对社会大众中的绝望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时这种吸引力会把人们引向乌托邦，如同灯蛾扑火一样，激起他们的幻觉与激情。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萧功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