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３年５月５日至５月１０日，历史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起单纯的暴力劫机事件处置过程，还是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外交斡旋。谈判期间中韩两国所释放出的善意信号，为日后从陌路走向和解铺就了道路。

被劫机长曾经想降在平壤

１９８３年，王仪轩４３岁，是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５月５日，他踏上中国民航２９６航班准备赴上海。

“１０点半正式起飞，大概二三十分钟后，警铃响了。”伴随着的还有乘客惊恐的尖叫和枪声——驾驶舱的舱门被轰开，一个黑大个儿冲了进来，高声叫着：“１４８度，１４８度，汉城（首尔）！”王仪轩心里大惊：“这个人懂行！”

“黑大个儿”就是卓长仁，“５·５”劫机事件的主犯，因经济犯罪被举报，为逃脱制裁准备劫机赴台，而当时与中国尚未建交但与台湾关系良好的南朝鲜显然是最佳中转站。曾在辽宁航校就读的经历，无疑令卓长仁“很懂行”。

王仪轩的头上顶着枪，心里却在盘算，怎样将飞机降落在比汉城更有利的地方——趁卓长仁不注意，他在拐弯的时候把飞机调了个头。“不对，方向不对！往东！”手枪不断敲打着王仪轩的头部。“没办法，我只能一再往东改……大连不行，那就丹东、眼看丹东也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就是平壤……”手枪就顶在头上，王仪轩决定赌一把，一看到“千里马”（平壤的地标性建筑）就准备着陆。卓长仁不干了：“拉起来，要不然同归于尽！”看到卓长仁已经急红了眼，想到随时会因此而丧生的上百乘客，王仪轩又把飞机拉回到正常高度。

“看来，汉城是一定要去了。”王仪轩心想。

飞机一过“三八线”，汉城上空就拉响了警报。然而，飞机没油了，“再往前飞已不可能，只能就近降落。附近正好有个小机场，就凭感觉开始寻找入口降落。”当时的王仪轩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试图完成一次不可能完成的降落——那是美国的一个直升机专用机场，根本不适合客机。“我事先有所防备，目测低一点，一进跑道就落地，飞机接地后马上刹车，然后拉反推、反喷、飞机停了。”

就这样，这架运载着近百名中国乘客和三名日本乘客的飞机，闯进了南朝鲜境内汉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镇子——春川。

南朝鲜的善意和热情出乎意料

当卓长仁闯进驾驶舱时，中国民航局总调度室的雷达屏幕上，２９６号航班的身影开始若隐若现，并偏离航道……几分钟后，正在中南海汇报工作的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从电话里得到消息：２９６航班可能被劫持了！

沈图的脑子“轰一声炸开了”，立即驱车直奔调度室。下午１点，国外电台传出消息：２９６航班已经降落在南朝鲜汉城东北美军基地的春川机场。

飞机在春川一降落，便被飞驶而来的美军卡车团团围住，卓长仁荷枪实弹出现在舱门口，大声要求会面“台湾驻韩国大使”，否则机上乘客将被继续扣押。

但是，在南朝鲜的紧急会议得出相关结论前，卓长仁不可能得到答复，接下来的是长达８个小时的等待。

与此同时，北京也陷入了煎熬，这是一个外交难题：如何通过谈判说服与中国长期敌对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南朝鲜，将被劫持人员、罪犯交还中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南朝鲜对于中国的谈判要求给予了格外热切的回复，甚至建议中国派外交部高级代表前往汉城，显然，想摆脱外交孤立困境的他们希望和中国进行正式接触。

在２９６航班所有人员被转往汉城后，南朝鲜方面表现出了很大善意，比如，拿出１０万美元善后、解决中国谈判组和随机人员在韩的所有开销、所有乘客被安排进汉城最为豪华的酒店、房间里布置着中国屏风和传统书画、所有汉城最好的地方都带乘客们看了，临走还赠送许多在国内压根见不到的电子产品……

那些活动，王仪轩一概没有参加，他留在房间，等待事情的解决。５月７日下午，沈图的电话打进了房间：“我代表祖国亲人来接你们了！”那一刻，王仪轩压抑已久的眼泪再也没能控制住。整个通话过程，王仪轩只哽咽着挤出一句话——“你快点来吧！”

双方在签备忘录时的智慧之战

王仪轩和被劫乘客焦急等待时，中南海早已决定派出一支斡旋队伍赴南朝鲜谈判，希望将被劫人员安全送回国。如今７８岁的钱文荣向记者谈起１９８３年在汉城他参与的那场３天３夜的谈判时，语速飞快。

“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同意和南朝鲜有外交接触？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朝鲜问题。”这名新华社老记者如此分析当时的形势。当年，钱文荣和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处长许光建都隐藏了真实身份，以中国民航谈判组的组员身份前往汉城。许光建说，那时的南朝鲜未与中国建交，派出外交人员谈判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他们只能以“中国民航人员”的身份做掩饰。

事实上，一下飞机，对方就已经从各个渠道摸清了谈判组每个人员的底细，但并未揭穿。“他们一心想借此谈中韩关系。”许光建如是说。于是，双方就在各自的意愿中使各自的劲，谁都不愿意让步。

然而，就在中国谈判组决定放弃将劫犯引渡回国以尽快结束谈判时，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一份多处写有“大韩民国”字样的备忘录交到了中方代表手里。“他们太狡猾了，我们只要一签字，就等于承认了他们，也就等于双方建立起某种关系。”钱文荣摇摇头。那时，南朝鲜为了与朝鲜区分，自称“南韩”、“大韩民国”，而与朝鲜建交的中国，自然只能称其为“南朝鲜”。

接下来的谈判因名称的纠结而充满火药味。

这时，钱文荣接到国内意见：名称问题是次要的，尽快把人和飞机接回国内。有了这个指示，沈图心里有底了，他将修改备忘的任务交给了许光建和钱文荣。“怎么改呢？两种办法，一种是改成南朝鲜，一种是改成汉城，只留落款处‘大韩民国’，并把落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国民航’。”经过一整夜的反复修改、核对，第二天一早，韩方拿到备忘，一看后面的“大韩民国”还在，就很高兴。１０日上午，双方签字。

至此，中韩双方就卓长仁劫机事件的谈判结束。当日下午，工作组、９６名旅客和机组人员离开汉城，而包括卓长仁在内的６名劫机犯留在了汉城。

在谈判结束后，南朝鲜屡次拒绝将劫机犯送往台湾，并对他们施以刑罚，一年后才迫于压力将他们释放到台。台湾将卓长仁这几名暴徒视为座上宾，还冠以“反共六义士”的美名，不过他们仍难改暴戾恶习，卓长仁后因绑架、杀人等罪名被台湾处以死刑。

中国首任驻韩大使张庭延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感慨这一事件对中韩建交的推动作用。南朝鲜在劫机事件上的“不配合”让台湾非常不满，双方因此开始交恶。１９９０年，南朝鲜派运动队参加北京亚运会，对中国表示支持；随后中国支持南朝鲜加入联合国。这些投桃报李的举动为双方建交打下基础。而民间交往和经贸往来更不可阻拦。１９９２年８月，南朝鲜与中国建交，同时与台湾断交。“南朝鲜”这一称呼也从此变为“韩国”。

（据《国际先驱导报》杨梅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