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网友爆料称，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打碗碗花》（李天芳著散文），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为什么要把“外婆”改成“姥姥”？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上海教委认为，“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6月21日 观察者网）

    21日一早，不少上海人的朋友圈都“炸了锅”，把原作者稿子的“外婆”改成“姥姥”让不少包括上海在内的南方地区群众表示不习惯、不接受。

    “姥姥”与“外婆”的称呼，其实地域性明显，北方一般叫姥姥，南方则多叫外婆，但如果以方言细究起来，还有不少其他的称呼，不一而足。但如果将“姥姥”归属于普通话语词汇，而将“外婆”归属于方言，不少人可能觉得有疑惑。在《辞海》中，“姥姥”这一词条的解释是：亦称“老老”，北方方言对外祖母的称呼，亦为对年老妇人的尊称。很明显，《辞海》的解释是将“姥姥”定义为方言而非普通话词汇的。

    虽说普通话是将北方官话作为基础方言，看起来“姥姥”一词似乎更有资格成为普通话语词汇，但我们目前使用的普通话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体系也在逐渐地丰富、多元，尤其是一些已经成为使用习惯，且使用范围颇广的语言、词汇，都融入到了普通话中，成为大家约定俗成的用语，“外婆”一词显然就是如此。

    既然是一种众所周知的表达习惯和语义，且在多年的教材中也已沿用多年，那么改变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况且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地域决定了个人的表达习惯和特色，也使得这种特色成为了文章的个性，从而可以让人了解其地方文化背景，这难道不是文化应有的“多元”意义吗？对于这种不需要额外注释就能了解的词语，理应尊重和接纳，而不是仅仅凭僵硬的语言规范将其做无谓的改动。

    民国时期，刘半农向章炳麟讨教语音问题时，刘认为“北京话”为明清以来的京城人所说的话，然而章炳麟即用明朝音韵背诵文天祥正气歌十几句，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语音流变如此，语言使用变化也是如此，在说和用的过程中，一些原本为方言的词汇逐渐成了“标准化”的词语，被大众所默认。如我们从小便熟知的歌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的澎湖湾》等等，这显然已经不再是方言的范畴，而是被一代又一代人所默认的语言使用模式和习惯。

    文化、语言的融合是一个社会文化丰富的象征，而一些教条式的“规范”，不应该将这种丰富性机械地抹杀，否则就只是一种“刷存在感”的举动，更与人们对语言情感的需求极不相符。 ■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