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 “2017年湖南考古汇报会”在长沙举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们发布了过去一年中考古勘探、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一系列成果，许多精彩而富有价值的发掘项目和文物保护成果首次与公众见面。这一年，除了本报已连续独家报道的援外考古项目——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考古发掘外，陶瓷考古有着诸多亮点。■记者 吴岱霞

    衡阳大浦

    发现早期青瓷窑址

    还原汉晋烧造技术

    2017年衡阳大浦洋塘山墓群与窑址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收获，这是首次在湘江中游发现了年代衔接、演变序列清楚的汉晋龙窑，其中有3座窑址为目前湖南所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晋时期龙窑；汉代印纹硬陶窑址的发现不仅为大浦机场汉代墓葬出土的硬陶找到了窑场，更是为湘江中游地区大量印纹硬陶的产地提供了线索；汉晋时期龙窑和马蹄形窑的发现对了解大浦汉晋窑场的空间布局、分工等具有重要意义。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洋塘山考古队队长杨宁波介绍，从碳十四测年结果及出土器物的形态分析，3座窑址中，有两处为印纹硬陶窑址，年代皆为西汉末年至东汉早中期；另一处为印纹硬陶与青瓷合烧窑，年代为东汉末年至孙吴时期。

    印纹硬陶与青瓷合烧窑位于洋塘山北麓西侧，残长11.6米，宽约1.8至2.2米，仅存火膛和窑床。窑床和窑炉前方的废弃产品堆积出土了大量的印纹硬陶和青瓷，主要有高领罐、双唇坛、釜等，仍保留着汉代的风格。其窑炉结构及产品，与两处印纹硬陶窑址有非常明显的继承关系。

    杨宁波介绍，此次发现的几座窑炉，火膛的特征一脉相承，窑尾烧结面多呈红褐色，表明当时仍未解决分段投柴的技术。窑址中均未发现垫烧具，采取的是器物直接置于窑床上裸烧的烧制方式。此外，青瓷窑址的废弃堆积中发现大量变形的产品，胎体粗疏，釉色多呈青褐色。部分硬陶因为生烧，胎体呈黄褐色。

    这一系列特征都表明，当时此处的窑址处在龙窑结构的探索期，青瓷的烧造技术还不够成熟。同时，几座窑址的年代相互衔接，处于长江中游由陶向成熟青瓷转变的关键时期。

    岳州窑

    证明湘江下游是早期青瓷起源地之一

    解秘东汉时期窑炉形制

    湘阴岳州窑在2017年的主动发掘中，首次明确地发现了东汉时期岳州窑的窑炉，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岳州窑东汉时期窑炉形制的疑惑。岳州窑青竹寺窑址和百梅窑址产品时代上有差别，揭示了早期青瓷的发展阶段，为岳州窑的分期和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岳州窑的发现，再次证明湘江下游确实是早期青瓷的起源地之一。

    长沙铜官窑

    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之一

    记者从考古报告会上得知，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至2017年考古发掘揭露的遗迹遗物表明，唐五代的石渚是长沙铜官窑窑业产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考古中发现的挖泥坑、瓷土矿带以及较多彩绘瓷器的发现证实了唐五代石渚制瓷活动的繁荣，特别是具有外销瓷风格瓷器的出土证明石渚片区也是长沙铜官窑外销瓷的产地之一，是中晚唐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端口之一。

    此次发掘所在区域被当地村民称为“樊家坪”（音），而“石渚”和“樊家”均见于黑石号沉船，黑石号沉船著名的“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褐书题记碗极可能就出自此地。这一重要发现为长沙铜官窑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站之一提供了铁证。本次发掘为拓展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崭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