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尔克大撤退”算得上是二战史上的一件大事了。然而，就在这次大撤退发生的一年多前，被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也发生了一场足以与之媲美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不同的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队执行；而“宜昌大撤退”依靠的却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卢作孚在那个“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年代挺身而出，保留了当时中国工业仅存的一口元气。

    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直到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40年，宜昌沦陷。当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已是一座空城。

    危险来袭

    1938年10月24日夜晚，一架道格拉斯DC-2型飞机接到紧急任务：即刻前往汉口机场。这一天，是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天。察觉战事不妙的蒋介石，正匆忙赶往陪都重庆。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物资——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掐在这里了。

    武汉沦陷前后，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众人把目光投向了江边古镇宜昌，每天都会有两千多人来到这里，最多时曾滞留几万人。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把这座古城撑得爆满。更为紧急的是，宜昌离武汉只有300多公里，日军开车只需要几个小时，飞机更是几乎一起飞，就能立即投弹轰炸宜昌。

    难民入不了川，会遭日军屠戮；物资不能及时转运，意味着“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难度大大上升，并且，一旦被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素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在1938年成了关乎全中国命运的“咽喉”。

    临危受命

    那时候的中国，想要入川，唯一的方式就是长江水路。当时，能够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几经周折，民国政府最高统帅部最终采纳了卢作孚的建议，采用钢筋水泥船代替轮船沉入江底，阻止日军西进。而转运战略物资的重担则落到了卢作孚这个矮小、清瘦的四川人身上。

    紧迫的战局和长江的枯水期，就像两只大手扼住了卢作孚的咽喉。从10月24日到11月底，留给卢作孚的抢运时间只有40天。按照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9万多吨物资和3万多难民在一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不可能。

    卢作孚召集人员，连夜起草出《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并列出21条决定。最厉害的是，卢作孚制定了“三段式航行”方法，民生公司可以借此将往返宜昌和重庆所需的6天缩短为2天。

    形势恶化

    第二天，天刚刚亮，三架印有太阳旗的飞机呼啸而来，朝宜昌码头方向扔下炸弹。原本就拥挤不堪的码头顿时陷入混乱。然而，一晚上没合眼的卢作孚岿然不动。他看了看手表，准备提前开始抢运计划。

    1938年10月24日早上7点半，装满人员和物资的“民权”号轮船从宜昌起航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半小时。这是抢运计划实施后，民生公司开出的第一艘船，将几百名孤儿、难童送往后方。卢作孚想方设法挽救那些被亲生父母弃之不顾的孩子，此举得到了全城百姓的信任。他们相信，卢作孚一定也会让自己登上保命的轮船。

    可是，卢作孚却为自己捏了一把汗，明显感觉肩上的责任太重。作为指挥者，卢作孚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每天，他都出现在宜昌的各个码头，逐一巡查、反复交代。为了尽快运走物资，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段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人、征用民间木船850多条。他还下令，所有需要运输货物的单位需马上报告吨位，对因形势恶化，来不及运输的物资必须抛弃，绝不留给敌人！ 

    绝地逢生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立即加紧军事行动。日寇占领武汉后，把注意力放到了大城市湖南长沙。对宜昌，他们加大了空袭频率。

    每天都会有日本军机对运输航船进行轰炸。据参与“宜昌大撤退”的幸存者回忆：“一听到飞机来了，比在岸上更要紧张，因为在岸上还可以躲进防空洞，水中航行根本无处可躲，周围都是水，只有靠船长这么开、这么躲。”

    到了11月中旬，40天的期限已经过半，而货物才运了1/3。枯水期即将来临，留给卢作孚的时间更少了。船员死伤和船只损毁情况越发严重，卢作孚不得不为轮船装上无线电台，以便随时接收军方发来的空袭警报，尽量让轮船提前躲避。

    抢运再次陷入困境。不得已，卢作孚决定：所有轮船开通夜航，这简直就是以命相搏，而民生公司的船员们在一个又一个漆黑夜幕下的川江航行中绝地逢生。

    1938年11月下旬，枯水期将要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卢作孚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员工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余下物资日夜运输。行至险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起，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艰难前行。

    胜利撤退

    那些日子，卢作孚日夜守在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局和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他鼓励部下：“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就提出了“我们应做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做好了参加抗日战争的准备。正因如此，卢作孚以及他的民生公司才能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为中国民族工业乃至整个抗战保存了“元气”。此次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

    1940年，宜昌沦陷。当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已经是一座空城。直到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得益于“宜昌大撤退”，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和中华民族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源于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