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代代相传。古人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并且在拜师入门时,要行极其隆重的大礼,由此可见古人对老师的重视。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品读大师的尊师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有益的启发。
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对启蒙老师寿镜吾一直很尊敬。他18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绍兴时,总要抽空看望寿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东渡日本留学的8年间,他经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自己在异国的学习情况。一次,他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办婚事,仅在家中停留了四天,但他仍在百忙中抽时间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先生。鲁迅在日本听章太炎的课持续了一年之久,有一种被再启蒙的感受。章太炎先生逝世后,鲁迅抱病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称其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接着又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此文没有写完,成了鲁迅先生的绝笔。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旁听过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得到季羡林准备回国的消息,看过他在德国出色的学业和研究成果之后,马上主动把季羡林推荐给北大。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声望极高,一言九鼎。北大立即接受。1946年,时年35岁的季羡林入北大,一个星期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并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此再没有离开北大。为了缅怀恩师,季羡林先后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等文章,表达对陈先生的敬仰和怀念。季羡林无限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路,也同样进不了北大。”
书画大师启功众多的老师里,历史学家陈垣有点石成金之功。如果没有认识陈垣,启功终其一生可能就是一位教馆先生。
当代文学大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不久沈从文就发现了汪的才华。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的还要好。汪的“课堂习作”,沈从文给过120分。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沈从文逝世后,汪曾祺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为题写了纪念恩师的文章。
■张光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