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隋代开科举以来，“考试”就逐渐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考试，最基础的要求自然是公平。有鉴于此，历代对于科举考试作弊的处置不可谓不严厉，然而仍旧有人铤而走险，清代康熙朝引发朝野震动的辛卯科江南乡试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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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举之难
难于上北大
当年读书人的最底层是“童生”，童生每三年有两次机会参加省学政主持的“院试”。院试通过了取得“生员”资格，也就是俗称“秀才”，一般每科各县录取只几十人，录取率在20-30%。像范进这样的秀才就可以参加省一级的“乡试”，明清时期本来就有“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说明乡试录取率低于会试，考中举人的难度大于考中进士。以清代为例，当时与被称为“北闱”的京城顺天贡院相对的是被称为“南闱”的江宁（今南京）江南贡院，每逢八月乡试期间，此地热闹非凡，秦淮河畔，士人云集，清代江南贡院有号筒（号巷）295字，共号舍20644间，而每科录取的举人名额却只有一百人上下，录取率不到0.5%，所以范进考了多次落榜是正常的，唐伯虎这种第一次参加乡试就拿了第一名才是奇葩。换句话说，一个童生考上举人的概率，其实只有600分之一。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较的话，2016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河北省的42万考生录取了276人（比例为1500分之一）。表面上看，仿佛中举要容易得多，但要是考虑到乡试三年一次而高考年年都有，中举实在非学霸中的学霸不能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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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秀才不满舞弊
大闹府学惊动康熙
康熙五十年（1711年）秋天，江南辛卯科乡试循例在江宁举行，担任此次考试的正主考是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是翰林学士赵晋。九月九日榜发，录取的举人中，素无名望、文理不通的扬州盐商子弟占了较大比例，而素有人文荟萃之称、历年录取举人最多的苏州府，此科录取人数大失水准，只有区区十三名而已，占总录取人数（120人）的比例仅勉强超过了十分之一。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甚至当时就有传闻，苏州府的这13位中举者中竟有5人是通过行贿登榜的，更令落榜者咬牙切齿，怒不可遏。
九月二十四日，苏州全城士子一千余人聚集在玄妙观，抬着财神泥像进入府学，将财神塑像锁在夫子庙的明伦堂上，高声演说，声称不服所发榜文，并竞相作诗词写对联，有的还写成歌谣，到处张贴，讥讽嘲骂科考情弊。康熙帝派到江南的坐探，苏州织造李煦把士子们张贴的诗词对联以及歌谣一同抄呈皇帝，康熙帝阅后立即指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赫寿两位大臣到扬州按治，会同江苏巡抚张伯行（汉人）及他的上司两江总督噶礼（旗人）一起审理此案。
案子其实并不复杂。被人举报“平日不通文理”却中举的吴泌和程光奎二人被押到扬州复试。尽管复试试题并不算难，无奈这两位确系草包，其复试结果可想而知，考得驴唇不对马嘴，严刑拷问之下真相很快大白。原来，徽州府歙县考生吴泌系扬州盐商吴宗杰的独子，家产百万，一心一意想做官，可惜满肚子肥油却无墨水，于是便企图花钱买个举人的功名。另一个新科举人程光奎也是如此。吴泌走的是泾县知县陈天立（副主考官赵晋的亲戚）的路子，约定在卷子里做了记号，用“其实有”三字，置于所考文章的“破题”（明清八股文的开头几句，亦称破题）之内，顺利录取。本来就认识赵晋的扬州考生程光奎更懒，连卷子也懒得做，干脆雇请文章高手做出范文，请担任考官的淮阴府山阳县（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知县方名事先将文章带入闱内，埋藏起来，到时取出便轻松金榜题名。如此肆无忌惮地打通各个关节，也是令人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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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官充军流戍
副主考“拟处斩弃市”
科考结束之后，吴泌和程光奎二人都自称托人转送副主考赵晋15锭共300两黄金，但是在扬州的审案中，赵晋只承认总共收到了300两黄金。结果牵扯出了作为中间人的安徽巡抚叶九思的家人李奇，李奇归案后老实承认，还有15锭金子，听说是留给总督大人的。
这就很尴尬了，这位两江总督噶礼大人此时正坐在审案台上。眼看法官就要变成被告，噶礼面色如灰，拍案怒吼：大胆刁民，竟敢当堂诬陷封疆大吏，快拉出去乱棍打死！旁边的张伯行急忙制止说：犯人口供尚未录全，岂能轻易棒杀，大人心无芥蒂，何必怕人诬陷？公堂之上，督抚相争，几乎撕破脸皮。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二月底，噶礼、张伯行二人几乎同时向康熙帝呈递了奏折，相互参劾。张伯行参奏噶礼抗旨欺君，营私坏法，“通同舞弊，于科场索银五十万两”。然而，噶礼毫不示弱，决不相让，上奏札反咬张伯行弄死了陈天立（在狱中神秘死亡），且罗列包庇曾为戴名世《南山集》（康熙帝钦定的文字狱）作序的好友方苞等人的七宗罪名。
两份完全不同的奏章，同时送到康熙皇帝手上。一时间，弄得康熙皇帝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下诏：张伯行、噶礼一并革职解任。这场因为科举舞弊引发的官场争斗一直拖到了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才算了结。最后判决，主考官左必蕃事前不能察觉，但负有责任，充军流戍（后改为革职）；副主考赵晋“拟处斩弃市”，考场舞弊的吴泌、程光奎等人也被判处斩监侯。其中最滑稽的莫过于对督抚互参的处理，康熙帝虽然明知噶礼是个大贪官，“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最后却只是革职了事（张伯行仍复江苏巡抚）。
辛卯科江南乡试案就此了结。苏州士子为表感激之情，在观前街上贴了一纸醒目的榜文：“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至于噶礼撤职后，并未洗心革面，终于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一年后的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噶礼因在食物中放毒企图毒杀亲母被其母告发，他母亲说他“奸诈凶恶”，要求皇帝将其“请正典刑”。大为震惊的康熙帝感慨“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只得下旨：噶礼自尽，妻亦从死，家产入官。这个权倾一时的贪官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来源于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