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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1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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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图修古籍
打浆糊是第一课,过敏成职业病

    国图的古籍修复室内,李屹东正在对古籍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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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籍修复师李屹东和潘菲的带领下,记者七绕八绕才走到了隐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深处的古籍馆文献修复室。这是一个安静的空间,说话都不自觉地降低音量。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有200余万册古籍,修复师不到20人,80后占到一半以上,最年轻的李屹东和潘菲都是1989年生人。修复师们在大学学的是化学、美术、历史等各种专业,但一进到修复室,从和古籍打了个照面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有了共同的事业:我在国图修古籍。

    古籍修复第一课打浆糊

    李屹东本科学的是美术史,硕士学的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对书画修复算是有一些基础。但每个年轻人进到修复室后,都要先上几个月基础课。

    第一课,打浆糊。

    “别看第一课,很难的,我练了几个月,才基本学会。”李屹东说,浆糊分两种,淀粉浆糊和面粉浆糊,前者多用于修书,后者多用于修画。市面上卖的淀粉可能有添加的,修复师们不放心,所以,打浆糊用的淀粉是他们从面粉中手工提取出来的。

    “先把面粉和面,然后水洗,洗掉的就是淀粉,洗剩下的那团特别有弹性的东西就是面筋。”

    尽管淀粉浆糊步骤繁琐,但真正考验修复师打浆糊水平的还是面粉浆糊,要掌握面粉和水的比例、水的温度、冲水的高度、时间、力度……总之,“比学做菜难”。浆糊很稠,李屹东这样的年轻小伙儿都打得胳膊酸疼,但必须手工,不能用搅拌机。

    不过,年轻的修复师们并不排斥新科技,有好用的也绝对不放过。“比如,先进的纸张纤维分析系统能够准确地检测出原件和补纸的成分,对古籍修复就有很大的帮助。”李屹东说。

    过敏是修复师的职业病

    潘菲毕业于金陵科技学院古籍修复专业,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统招的古籍修复专业。她干这一行,纯属各种机缘巧合。“高考看到这个专业,就报了,就录取了,就来了,慢慢就喜欢上了”。

    这两年,潘菲参与了清乾隆藏书“天禄琳琅”的修复,291部藏书,破损严重的有300多册。“有一册已经变成‘书砖’,都粘在一起,就要经过蒸、揭等步骤。”潘菲说,“过敏是组病。”

    李屹东记得,自己上手的第一个任务是一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合订本——被水浸过,长了霉,一打开书,就能看见烟从书上升腾起来。李屹东戴着口罩捧着书,先把灰小心掸掉,再到室内水洗,前后半个月,才把书修好。

    “还有的书,封底被老鼠咬过,封面有虫子的尸体……古籍里什么脏东西、新奇的东西都有。我们基本都过敏,我手上就经常起皮。”李屹东说,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不小心,还可能误除了关键性信息。

    前段时间,李屹东修一本印谱,发现附页上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还以为是番茄酱呢”。后来经过高倍放大镜仔细看,发现是一枚海关烫印,上面还有出入境的字样,这就透露了这本古籍的一个重要信息——海外回流。

    李屹东参与修复过的最珍贵的古籍,是乾隆时期的《五百罗汉图》孤拓,原石早已不存,拓片也只此一件。修复小组有十几个人,年轻人就给老师傅打下手,20多米长的拓片铺在地上,老少修复师跪成一排,全撅着屁股,足足修了一两个月。

    与上一代修复师的对话

    潘菲在修书时,会和书先建立一种感情,“就像新认识一个人”;修完了,她甚至会轻轻打个招呼,“嗨,我把你修好了”。有的古籍内容很有意思,潘菲会一边修一边看,她发现,有些事儿从古到今都差不多。比如,前两天修《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元代人就提到了“晚婚”,还说“可谓失东隅收桑榆”。这让潘菲颇有同感。

    李屹东觉得,自己修书时是在和上一代修复师对话。“古代修复师也有不认真的。书页上有破洞需要补纸,一般补上去的纸就比破洞多出一毫米,如果多太多,一是不好看,二是会不平整。但有的古人拿着一张大纸就糊上去了。”李屹东说,“我们最怕上一代修复师不讲究,我们也要防止自己被下一代修复师骂。”

    在过去,古籍修复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师父耳提面命,手艺代代相传,每位修复师都能上溯到当年的某位修复大师。这种师徒制度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室仍有仪式存在,每个年轻人进来,都会择期举行拜师仪式,指定一位师父。不过,给师父端茶倒水的旧式师徒关系已经消失了,主要是技术和经验指导。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说:“修复师以前一直被当成工人,不受重视,评职称难度大,所以造成很多人才流失。现在不同了,年轻人都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大部分拥有硕士学历,他们一方面跟师傅学,一方面把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比如用显微镜分析纸张纤维,用化学分析看颜料成分,这是以前做不到的,这是年轻人的优势。”

    在2006年有一个说法,全国当时约有1000万册古籍,修复师约有100人,按这样的情况,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所有的古籍修一轮。但书不断修,不断又有损坏,这个事儿永远完不了。

    我们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走红,也波及了“我在国图修古籍”的修复师们,这间修复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显然人们对这个职业的了解还停留在好奇心的阶段。

    每当亲朋好友问起,“你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李屹东就答,“修书的”;如果再问,“到底怎么弄呢”,答,“就是粘吧粘吧”。

    潘菲笑着说,自己是“搞古籍”的,而爸妈是“搞航天”的,双方处于一种“谁也不懂谁的友好状态”。有一次带妈妈去博物馆看展览,潘菲讲解,“裱画的时候要把画喷湿”,妈妈当时就震惊了。

    有时候,李屹东也觉得自己和时代有一些脱节。“和大学同学吃饭,人家都在讲创业,什么P2P,C2C,O2O,我听得云里雾里。时代进步挺快的,我们仍然在和最古老的东西天天打交道。”李屹东说,“但北京就这点儿好,圈子很多,总有一个适合我。”

    李屹东说:“现在把做修复的都看得跟世外高人似的,其实就是工作。其实哪行哪业不都得有匠人精神,敬业而已。”

    在这间安静的文献修复室,除了古籍,年轻人们也经常讨论房价涨了跌了,炒面筋又有什么新的做法,话题充满了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如果你有志于从事此业,潘菲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好多人说我们组的人长得年轻,大概是因为修身养性吧。”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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