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去广西巴马县的小嘎牙村拍戏后，“80后”演员江一燕多了一重身份:“小江老师”。在众多的支教者中，她不是累计支教时间最长的，也不是所到之处条件最艰苦的，但她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

    2016年，在浙江宁波，她聊了对支教的回忆和思考。

      “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去小嘎牙村，不是我第一次去山区拍电影，但那里的孩子和村民给了我很多感动。

    看树上长着野木瓜，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哎，你们怎么不吃?”第二天再去村寨时，有一盆野木瓜放在那里。

    山里缺水，没有田地。玉米种在悬崖上，一个崖上种一两棵，这种悬崖不是很高，但是很陡。这种条件下种的玉米，村民会煮一筐给我们吃。

    最初的念头并不是像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决心支教很多年”，其实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当我走出大山，不停地会去想：这些留守在大山里的孩子，他们更多需要的是物质还是精神?

    这样就开始慢慢地，每年回去。

    我曾经给孩子们一个承诺，“你们如果好好学习，小江老师一定回来看你们”。

    后来发现，这成了他们的一个动力、一个信念。我也慢慢发现，孩子心理上的信念，比物质来得更长远。

      “不爱说话的山里孩子”

    山里的孩子其实不太说话，但我喜欢和他们交流，因为他们会用眼神、笑容和他们做的事，让你感受到他们的心意。

    村子里没有年轻人，老人不会讲普通话，孩子们呢，是一群人在一起很快乐，但有些时候，非常脆弱。

    知道我们要离开时，他们就会害怕，会问：“小江老师，你们要离开了吗?”这种状态大概就像他们的父母要离开时，那种惶恐。

    我们的支教，不只是给孩子上课。是先了解他们，然后做真正适合他们的项目。语文、数学，当地老师都会教。我教的偏重于怎么照顾自己、怎样保护自己。

    比如，学校的住校环境是五六个孩子住在一张床上。我就设计了一个问题，“这么多孩子住在一起，好吗?你们有不舒服吗?”很多人写：“不好”。有人说：“有一个小朋友感冒，我们就一床小朋友都感冒了。”有人说：“我身上一直痒痒。”我单独把这个孩子叫出来问情况，可能是他们长过水痘，因为没有药，一直没有好，而一个小孩长了之后，一群小孩都会长。

    当地因为缺水，日常喝的都是“天水”(天上下的雨接起来的水)。有孩子写给我说，自己一喝“天水”就拉肚子，现在学校总算有烧的热水喝了。

    “去孩子生活的地方”

    我每年大约用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去小嘎牙村，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这次(2016年)我去的时间，是从元宵后(2月末)到3月中旬之间，就几周。和从前主要关注孩子相比，这次每天都和老师开会，了解老师的想法，如何做互动。

    这次特别有意义的是做了家访。要真正了解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只有到他们生活的地方，你才会知道。

    有一天的晚饭，我们是在四个孩子的家里吃的。这家是上初中的姐姐带着三个弟妹，四个人生活在一幢空房子里，父母过年都没有回来，也没有给他们寄任何生活费。他们的奶奶住在附近，孩子的生活费来源就是奶奶卖稻谷和他们自己种玉米换的钱。

    姐姐当时邀请我们，我说：“那就摘一点你们自己种的菜一起吃。”结果回来时看到几个孩子蹲在后院的地上，就着他们囤的小缸水拔鸡毛。当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在想，是不是我不该来家访?

      “每年都在进步”

    我们每年去，每年都感受到进步。

    最早别说体检，孩子连鞋都没得穿。这次去另外一个学校，正好在给孩子们打疫苗。

    现在有了免费午餐，学校有一个小小的食堂，阿姨来烧饭，两素一荤、有肉有菜。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因为吃的条件远胜家里，孩子们爱来学校，家长也特别愿意把孩子送来学校。

    从前我们问孩子，“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都不说话，就瞪着眼睛看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现在很多人给我写小卡片说，虽然现在条件艰苦，我一定会很努力，以后像你一样做个山区老师、做明星。

    每次我们回去的时候，那些已经小学毕业到初中去读书的孩子们，都会回来看我们。这些原来非常害羞、不敢说话、不敢表达的小孩，现在主动来给我做助教。

    这些年，累计去支教的时间，大概七八个月吧。因为工作缘故，时间不能太固定，我尽量提前安排。

    第一次去，只待了两周都不到，因为没地方住。我们这次去，学校也没地方住，住在隔壁一个小卖部的阿姨家里。  

    我做公益没有任何目的，支教也不是商业包装的手段。希望社会用更加平常的心态来看待它。■文/余靖静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