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贸易上,明代绝对算得上一个笨到家的朝代。
从唐代以来,对外贸易就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成分。特别到了宋代,政府更是学会了利用对外贸易来发财,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外关税和专卖制度,将政府的收益最大化。
然而到了明代,虽然朝廷试图继承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却由于无知,政府不仅无法通过对外贸易赚钱,还做一单赔一单,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最后只好选择闭关锁国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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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
商船靠岸黄金万两
在宋代,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员,都对海外船只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在沿海各省,一旦发现有外国船只到来,地方官员立刻蠢蠢欲动,他们向上级申请开支,再派人到船上邀请船长、船员参加政府组织的聚餐,表示欢迎。
为了欢迎海外商人,政府甚至出台了法规,保护那些出事的外国船只。在中央政府层面上,皇帝甚至亲自下发空白诏书,让他的使者们带着诏书到南海诸国,根据情况填写,招揽生意到中国来。
当然,在一片重商的氛围下,政府有着不小的财政利益。在宋代,海外关税的税率是十分之一。除了正常的税收之外,宋代还实行官卖制度,许多海外商品不允许民间买卖,只能由政府收购,由于价格较为合理,形成了政府与外商双赢的局面。专卖之外的其余物品,则由外商和中国商人进行自由交易。
到了宋代后期,随着政府敛财倾向的加强,为了便于管理,将外贸向广州、泉州等几个重要港口集中,并禁止其他地区接待外国商船。
这种倾向的出现为中国海外贸易投下了一丝阴影。但在宋元二代,由于皇帝仍然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虽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但在精神上却仍然是鼓励贸易的,当地方官员并没有对外贸设置过多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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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冒充使节,外贸变成进贡
到了明代,事情却发生了逆转。这个笨拙的朝代继承了宋元时期的制度基础,却没有继承宋元时期的贸易精神。
由于明太祖强调农业,轻视商业,明代各个边境的官吏不仅不鼓励贸易,反而限制贸易。他们认为,海外诸国与中国的贸易不是互利行为,而是皇帝的一种恩赐。所以明代既不对海外船只征税,也不准海外船只自由贸易。
明朝皇帝认为,外国人远渡重洋到中国来,唯一的原因就是仰慕中国的德化,前来朝贡的。他们把所有海外的商团都当做外交使团,而不是做生意的商人。
假如一个老外想来中国做生意,他必须把自己伪装成外交使者,才会被获准将货物输入中国。输入中国后,还不能自由买卖,只能统一交给政府,算作贡品押往北京。而皇帝则会赏赐给这个“使者”大量的钱财,这些钱财远远超过货物的价值。
私下的对外贸易是完全禁止的。这使得官方垄断了对外贸易,成为现代贸易垄断的一个先例。
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在西北地区面向中亚内陆,一套类似的规则也建立了起来。从西域来的商人带着货物到达边境后,必须在嘉峪关外等待。当一位外国政府的使节经过时,商人们会要求加入使节的队伍,冒充使节的随从,然后才能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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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有利可图,日本人最会钻空子
明朝这种对外贸易方式的建立,让外贸对于政府来说不仅不再赚钱,还成了一种巨大的财政负担。
由于赏赐价值总是超过货物本身,“买卖”做得越多,中央政府赔钱就赔得越多。不仅仅是商品价值问题,当商人跟随使节进入内地后,一路上的吃住行和安全都是各地的官府负责,照顾这些使节(商人)团也需要耗费大量的地方经费。
在这种制度下,海外不管是国王还是商人都很喜欢到中国来朝贡。许多国家甚至利用制度的漏洞来牟利。最会利用朝贡漏洞的是日本人。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型国家,能够拿出来朝贡的只有工艺品、木材、刀具等少量物品。而明朝王公贵族最欢迎的却是东南亚的奢侈品,对日本人的贡品不感兴趣。
但日本又是一个特别需要海外贸易并且很擅长贸易的国家,在制度漏洞的刺激下,日本商人冒充的贡团络绎不绝,并且大量夹带走私物品,贡品的价格也屡屡被虚报,希望获得高额的赏赐。
明朝政府发现日本人的猫腻之后,一方面对日本的贡品大幅度压价,有时只给到日本人希望价格的六分之一,同时规定日本人不得频繁地进贡,每十年进贡一次,每次只允许两艘船、两百人。
由于进贡需求得不到满足,日本人随即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展开了贸易和海盗攻势,中国进入了倭寇之乱频发的时期。倭寇问题进一步刺激了中央政府,皇帝下达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并正式断绝了除进贡之外的其他所有贸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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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不够就开打
皇帝成阶下囚
在西北方向,明代的这套进贡把戏也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公元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皇帝被俘的土木堡之变就与对外贸易有关。
这一年,皇帝御驾亲征,与属于蒙古人远支的瓦剌人(现在叫做卫拉特人)作战。最终明军落败,皇帝在土木堡向也先投降。
人们在感慨土木堡之变让汉人政权蒙羞时,却想不到这场冲突也是明代奇葩的外贸政策引起的。
瓦剌人喜欢中原地区的奢侈品,对绫罗绸缎、茶叶等的需求都非常大。他们善于利用明代的朝贡漏洞,瓦剌的王公贵族们争先恐后地向明朝纳贡,用不值钱的东西换取皇帝的赏赐,并逐渐发展成一种类似于勒索的形式。
瓦剌人的朝贡队伍越来越庞大,朝廷在赏赐上的花费也越来越高。皇帝受不了了,就变相地允许瓦剌人在边境做一部分贸易,不用把所有的贡品都带往北京。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瓦剌人涌入。
在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瓦剌人的首领也先又派了一个号称3000人的大型朝贡团前来。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严格核对人数,发现贡团的规模只有瓦剌人宣称的五分之一,于是叫人按照实际情况付账。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了庞大的骑兵袭扰明帝国边境。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这才有了土木堡之变。
■文/郭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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