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近日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4月12日 新华社)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不能不说，造成这样难以挽回的遗憾，与某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对历史文物缺乏必要的敬畏之心有关。那些文物在“建设”的名义下消失，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建设”的反讽。文化建设，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其他各类建设活动是以历史文物的消失为代价，那文化建设又从何谈起？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文化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中，是对文化建设意义的重视，也是对既往建设活动中表现出的激进行为进行的拨乱反正。此次，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更是一针见血地点中问题的关键所在：某些地方之所以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不强，在于没有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

    在不少地方的政绩观中，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同的地位和价值次序之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从这句耳熟能详的地方政治话语中，便可得知，文化在某些地方的政治理念中，其实是处于配角的地位，唱主角的一直是经济。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某些地方看似十分注重文化保护和抢救，甚至出现了多地争抢名人故里的现象，但其实看重的还是名人效应背后可能给地方带来的经济效益，骨子里实际上并没有对历史文物有足够的敬畏之心。更有甚者，个别地方放着真的历史文物不去保护，却热衷于建设一些假冒伪劣的历史文物去搞旅游开发，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叶公好龙。这样的政绩观，既不严实，也不科学。

    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本身不处于相互对立的矛盾体中，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立而行。换言之，保护文物最起码也有资格成为政绩舞台上的主角。而以历史文物的消失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则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发展，是不正确的政绩观造成的畸形发展。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是一次执政理念上的纠偏，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及时指正——为此有必要探索建立更为刚性的考核标准，促进“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本报评论员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