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是周实主编《书屋》杂志六年与部分作者的书信往来实录。作者如实记录、深情回忆与张中行、萧乾、李锐、舒芜、李慎之、资中筠、流沙河、蓝英年等28位老先生的交往始末，并首次公开了这些老先生的书信手迹。读者既能从这些文字交往中读到《书屋》杂志很多重量级稿件发表背后的故事，又能感受到这群老知识分子的“先生之风”。

    全书近20万字，除了记录全都生于八十年前的28位老先生外，涉及到的人物更是多达上百位，堪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家国情怀，为当代思想文化界影响力最大的一群“老先生”留下了宝贵存照。

    《书屋》的创刊号是在1995年8月出版的，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杂志。它由内部的指导性刊物转为公开之后，以“屋不在大，有书则灵”为号召，在周实的手里逐渐磨砺成了一本思想文化刊物，到1998年已开始站在时代的前端。《方法》消失之后，它成为言论史上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2000年是《书屋》的巅峰年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一年第三期的大手笔，一期只刊出两篇长文，一为何清涟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为林贤治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十年之后，许多朋友对于那一期、那两文仍记忆犹新。

    那一刻，《书屋》攀到了它的最高处，浑身散发着思想的魅力，几乎每一期都有读者翘首期待的好文章，能引发广泛的共鸣和回响，这是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很难想象的。

    有思想、见性情、不生涩，办杂志要润物细无声

    多年以后，周实早已离开《书屋》，在电话里与我聊起办《书屋》的时光，他表示：“问心无愧，我很高兴，不想多说。”

    周实和王平等人一起把《书屋》打造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逐渐凝聚和吸引了全国各地具有独立思想和精神追求的作者、读者，尤其在《方法》之后几乎一枝独秀。

    离开《书屋》将近十年，如今已提前退休的周实深知办杂志要润物细无声，不能张扬，对于编辑之道他有着许多铭心刻骨的感悟，比如“别着急，慢慢来”、“表软里硬”、“每期有迷魂阵”、“意到笔不到”等等。在不算漫长的六年中，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编辑艺术，比如他说的互相呼应，从第一篇到后面不是孤立的；用心，布局谋篇，不是随意组合；隐藏，而不是什么话都说透。就连《书屋》的文章从不转版，他也有几分小小的得意。

    谈起《书屋》当年的选稿标准，周实立马想到了2001年第4期《书屋絮语》上概括的九个字：有思想、见性情、不生涩。他说，好文章，看上去清水一潭，其实深不可测；坏文章，像小水洼，浑浊，不见底，深却不过一脚背。

    当年有人夸《书屋》“编得好，有思想，有内容，文字尤其好”。据周实说，《书屋》其实没有挨过“上面”一次书面批评，这大约就与“文字尤其好”有关。这个“尤其好”的后面，应该包括了编辑将文字“处理得好”，并不单单是指作者将文字写得好。

    与《东方》强化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方法》特别强调的启蒙意识不同，《书屋》似乎没有特别标举什么，有之也不过是对常识的肯定。2000年第2期的《书屋絮语》最后说：“记得《书屋》创刊不久，曾经发过一篇文章，文章具体如何写的，三言两语难以尽意，但那题目却如烙印深深烙在我的心上——《胜过‘真理’的，是我们的常识》！”《书屋》一步步攀登的过程，其实就是向常识靠近的过程，从常识出发，单纯而不单薄，最终让我们拥有了一份与时代同行的刊物。

    各种不同观点只要言之成理，都有同等表达的机会

    最初，《书屋》的作者以文学界或偏重文学的人为主，包括小说家、杂文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内容偏重于书评，趣味也偏向文学性。到1998年以后，思想含量明显加重。它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读物，就是因为问题意识的逐渐凸显，他们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问题背后都有对当下现实的关怀，都有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感觉，渐渐摆脱了那种被个人情趣所笼罩的书斋感，也就是走出书斋，融入书斋外那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之中。

    2000年第3期《书屋》只发两篇长文的大手笔注定要载入报刊史、言论史和思想史，何清涟和林贤治分别从经济学和文学出发，抵达了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公正与自由。十年后重读《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我们仍然会有被子弹击中的感觉，何清涟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活的、当下的、令人心惊肉跳的。无论是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及强势集团的形成，还是两极分化和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相隔十年，大家都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但在那个时候，何清涟就已写出来了，而且看清了时代的走向。那是一篇无愧于时代的文字，是一个知识分子出于良知的表达。

    在林贤治自由的标尺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不留情面的褒贬，他的评点因为个性张扬而充满真性情，他的解读因为有血性而显得血肉饱满，不流于我们常见的那种冷冰冰的文学批评。这是一部他“私人治史”的50年散文史，如他在文中说的，“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张远山、周泽雄、周实化名“庄周”连载的《齐物论》，对当代文坛各类人物、各种作品无所顾忌、痛快淋漓地评点，也是自由精神的一次实践，颇受读者的喜爱，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读者说自己每次“都是急读之而后快”。

    作为一个公共平台，《书屋》并不是只发表一种观点的文章，各种不同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哪怕针锋相对，也都有同等表达的机会。

    “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

    从1997年第2期起，“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这句话出现在《书屋》每期的目录页上，显然《书屋》的读者定位就是读书人、思索者，他们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学历。更多的是普通读者，2001年第3期的《书屋絮语》，讲述的就是读者的故事。一个冬季的雨天，中南工大土木建筑系的一个大二学生，乘公共汽车花了1小时20分钟，专门赶到编辑部买合订本，挑选再三，最后只挑了1997年的《书屋》合订本。因为他的钱不够多买。那篇絮语写得很平淡，也很温暖。

    对于刊物后来的命运变迁，编者也并非毫无察觉。2001年第1期的《书屋絮语》曾以哲学或诗的语言做过这样的预言：“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界要‘无’，连政治家、哲学家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譬如，要是《书屋》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 《书屋》今日还在，只是从2001年第6期出版之后已换了主办单位，换了编辑。

    （本文为《老先生》前言——《岳麓山下的火把》，原文较长，有删节）

    ■文/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