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下午，小汽车“限购令”突降深圳，多部门组成的“执法队”旋即封锁了部分4S店，禁止汽车交易。深圳市政府当天17时40分突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抛出“限购令”，同时公布“限外”方案。（12月30日《新京报》）

    犹记得，1月17日举行的广东省两会上，深圳市长许勤表示，深圳对私家车不限行不限购，将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市民出行方式。如今话犹然在耳，但“说好的不限购”却突然空降，让人看到，再庄重的长官承诺，其实都可能变成对民意的糊弄。

    是否应当限购，能否限购本身并无争议，公众需要的是程序正义下的权利尊重。一项涉及每个人利益的重大政策，未能经过公开征求意见，未能举行听证程序，未能给一个缓冲期，说限就限说取就取，体现了行政运行的高效和“任性”，却也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置若罔闻，这样的公共政策即便再有善意也难以获得认同。

    如果再加上各地在住房限购、重大项目出台、重大规划实施上的种种临时法、突然法，并因之带来损失与反复，对抗与冲突，都不难看出信息不透明、交流不及时之下，已然成为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并引发民意的抵触。近年来，一些地方因为重大民生项目，比如垃圾处理厂、填埋场、火葬场的建设，而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抵制，最终导致项目的实施进展缓慢，还得重新回到程序正义上来，都说明在权利的觉醒之下，过于简单而粗暴的行政方式已难以为继。

    为了避免类似现象的再次发生，并实现对行政权的约束，让其得到规范的运行，很有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让地方政府出台限行、限购、限贷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不再随意而突然。通过深圳出台汽车限牌政策的例子，再次证明全国人大加快修订立法法，增设相关的限制性条款的紧迫性。立法限定权力行为才能为权利兜底，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实现政府行政行为的法治化，并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的条件。■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