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内部正悄然发生着自下而上的变革。这种来自民间新教育的冲击持续而坚定，传统教育模式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在被重新建构。

    在中国，提起教育，每个人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教育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引发无尽的争执与批判。然而，更迫切的现实是：为了让教育变成孩子当下的幸福，每一个普通的家长、教师、专家能为中国教育的变革做些什么？

    有念于此，真实记录当下中国教育现状的《盗火者》一书应运而生。作者团队历时两年时间，走访了中国30多所大中小学，采访了50多位一线教师，访问了近20名教育学者。

    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都是自由的、认真的

    盗火者：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陈丹青：我离开大学五六年了，教育现状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上世纪50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革”以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但1949年以后的两三个阶段，加起来都不可能像北洋时期那样，因为那时候的国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时候的北大、清华根本不听政府的。国民党接管以后，一度想渗入到大学教育，但一直不成功。咱们说的教授治校，在军阀混战时期和一部分国民党时期，甚至抗战时期都是贯穿下来的，彻底改变是从1950年开始的。

    盗火者：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丹青：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要重用他。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自由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会去做。今天有哪个校长敢完全不理会政府怎么想，就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哪个学生敢站起来对校长说“你是错的，你应该下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点过激，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五四”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是一个例子，共产党就是从这些学生里走出来的。 

    民国人跟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没有断。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考，但是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读书人的集体人格还在，学问的大脉络还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年都还在。我小时候见到的初中生、大学生，他们的家教，他们对学问的态度，那种好学、担当、奉献，还没有完全断掉。真正断了是“文革”以后。80年代有那么一小段回光返照，但只持续了10年，上世纪90年代又下去了，都变成我要拿学位，或者我要入党，我要做生意，上学变成了一件赤裸裸的功利的事。

    民国的课本“好善良”

    盗火者：民国时代的语文，究竟美在哪里？您曾经说民国的教育好善良，这话什么意思？

    陈丹青：我说的是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尤其是小学课本，有猫、狗、春天、风筝，编课文的人有慈悲心、父母心。你看周海婴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成绩单，包括品德、智力、勇气、谦让、礼貌等项，这就是把你当一个小孩、当一个人看。木心先生幼年在乌镇的小学上文学课，一所中国乡下的小学里就已经放莫扎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的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他都不知道谁是莫扎特，当时小嘛，七八岁。我母亲小时候学校里有一架风琴，现在她才想起来原来老师弹的都是教会里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原谅人。你再去看《早春二月》还有其他民国电影里的老师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简单的。他们相信这个社会、相信人，心态是好的。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真的相信这个社会。他一生出来父母就告诉他，你要当心，不可以这么简单地跟人交往。这种善良的教育已经完全灭绝了。今天的小孩刚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和哪个阿姨搞好关系，哪个阿姨父母是塞了钱的。

    这就是善良，这就是教育

    盗火者：现代作家，您倾向于选谁？ 

    陈丹青：我主张给稍小一点儿的孩子看最易懂的东西，外国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都挺好。如果要读比较艰深的、复杂的、有哲理的，等孩子到高中和大学时可以让他自己去选择。

    我女儿在美国读小学时，《圣经》他们会读，希腊神话也会读。木心先生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希腊罗马神话时，他问在座的哪位读过希腊神话，班里面年龄有快50岁的，也有我们这一辈30岁左右的，没有一个人举手，我们全都没有读过，因为教科书里没有。只有我女儿举手，她说她读过希腊神话，木心讲的故事她知道。她到了大学，要选六门课，其中有一门就是《神曲》，结果来了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教了一辈子《神曲》，将近40年。他会讲维吉尔带但丁游地狱，游完以后要到天堂了，维吉尔就消失了。老头子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泣不成声，在课堂上大哭起来，这就是我说的善良。他讲了40年，重复了上千遍，可每次讲课还会受不了，眼泪喷出来，这就是教育。

    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

    盗火者：现在有一股潮流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比如乡村立人图书馆、免费午餐、募师支教等。您怎么看？

    陈丹青：我很尊敬他们。我们那个年代，大量知青下乡是被迫的，现在终于有人愿意主动去，当然是好事。好人永远都会有，傻人也永远会有，这叫作理想主义。我知道有个德国人长期待在云南，受尽各种挫折、屈辱，但他仍然待在那里。这不奇怪，西方传教士几个世纪都在做这样的事，中国一定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

    我很惭愧，现在总被当成一个可以来谈教育的人，但其实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要听话，不要一流人才

    盗火者：钱学森临死前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的中国教育为何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您的答案是什么？ 

    陈丹青：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的教育就是希望不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且做得很成功。这五六十年来的教育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控制青年，让你被动，不要主动。

    盗火者：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我们都给绑起来了，但如果你是个有些想法的人，你会让绑着的四肢没有那么痛。“文革”中斗人，斗完以后有些老先生会交流经验：“我跪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发现有种跪法没那么累。”我不是讲笑话，每个青年在今天的形格势禁之中，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哪怕一点点空间，让自己能够相对正常地成长那么一点点。绑是肯定要绑着的，只要大环境不变。

    ——摘录自该书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