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国立十一中在湖南武冈成立。其时，学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共有三千多人，教师中留欧、美、日等国者竟占半数以上。所以这所学校有“中学的牌子，大学的班子”之称。
这样的学校，课程安排遵守国家的规定，比如军训，全称是“军事训练或军事看护”，与国文、数理化一样列入课程表，初中每周2课时，高中3课时，实实在在要教要学。该校的学生，在六七十年后成了一群耄耋老人，他们在学校军训生活的经历以及回忆，现在读来，仍耐人寻味……
初中童子军，野外认识星座，学会偷营和守营
在国立十一中，初中三年的童子军，除一般的操练外，主要学战地包扎、野外辨别方向、旗语通讯联络、行军、野营、野炊、防空、防毒等。活动时，按照要求，除统一制服，每个学生需配领巾、军绳、哨子，神气极了。不过，老校友们最难忘也最兴奋的是他们的野营活动。
那时，老师们带着学生来到郊外看好地形，学生分成小队后，必须学会几件事：搭帐篷；学结绳，比如双套结、单绳结、瓶口结；每队自己做饭学习野外生存；学巡逻放哨，守卫自己的营房。晚上，老师带着学生盯着上空，认识星座，辨别方向和安全自救，有时，还有夜晚急行军的科目。清早，起床号一吹，大家睁开眼，起床、穿衣、叠被、洗潄，赶到集合地点不能超过五分钟，迟了，教官就会“挖丁公”（食指弯曲敲脑袋）。当然，老师绝对不能打学生，曾有个教官踢了学生一脚，很快就被辞退了。
有时候，趁着月黑风高时，学生要展开“偷营”与“守营”的攻防战。大家要学会巧妙运筹与布防，既要守好自己的营，还要偷袭别人的营。有时，有的小分队抓到了“偷营”的人，就会喜气洋洋地庆祝，而那个被抓的，则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
每次集训结束的那天晚上，学校会慷慨地买来20斤牛肉奖励大家。老师和学生们围坐在篝火边，一齐享受着烧烤的美味，表演各种节目。最后，他们会高唱《童子军露营歌》。
实行军校管理制度，高中生军营生活异常残酷
高中生的军事训练可就没这么多游戏内容。因为，他们的训练目标是，一旦国家有需要，高中生应该而且能够充当下级军官，因而他们的水平大体上要达到普通陆军军校毕业的程度。这是当时国防部的要求。
为便于组织教学，高中军训一般在高一的下期和高二的上期集中进行，内容从徒手到持枪，要学完普通军校的全部课程：步兵操典、实弹射击、卫戍戒严法、谍报勤务等，女生则重点学救护与看护。学校对他们的管理，也全部比照军校的要求，以至于生活起居都实行军事化，如男生一律光头，女生发长不过耳。每天起床号响后十分钟，寝室即刻落锁。集合哨音刚落，列队必须整齐。
严格的军事训练，用当时的官方语言说，是“培养了学生高尚的道德，追求上进、爱家卫国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优秀人格”；从学生个体来说，则是锻炼了他们的体力，培养了集体主义的精神，以及吃苦耐劳的生活态度。
所以，当时的国立十一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期考、月考，可以不用监考；晚自习、食堂就餐、熄灯就寝，虽几千人却井然有序；学校因为躲避战火，不得不进行的几次从湘北到湘西的搬迁，几千人的队伍，前面是高山、河流阻挡，天上是敌机狂轰滥炸，中途还有亡命匪徒的滋扰，竟都能按照既定目标前进。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国家号召青年投笔从戎，当校长在会上宣布完参军条件后，当场就有四百多名学生报名，后经体格检查和学校批准，有156名走上了抗日前线。
分成三个小组辩论几天，军训生活的小插曲
讲演、讨论也是军训的内容，辩论是形式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学校在高中部举行了一场辩论会，辩题是：“南进乎？北进乎？南北并进乎？”按照辩题，辩手们分成三组，各执一方（三方的辩论赛，如今早已不见）。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同学们都饶有兴致地往辩论会上跑，他们想凭着自己对战局和时局的了解，看辩手们如何纵横中外、唇枪舌剑。这样的辩论，往往可持续好几天。
老校友们回忆，这样的辩论，除训练辩论技巧外，涉及到的时事有：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英国又研究出了什么秘密武器，其性能如何，准备投放哪个战场；雅尔塔会议的协议是否已签署；斯大林对于战争又发表了什么高见……
还有一次，女生部也组织了一场辩论会，辩题是“精神胜过物质，还是物质胜过精神？”对于这个哲学命题，这群中学生们也侃侃而谈、口若悬河。大多数学生认为虽然日本飞机经常来炸，生活异常艰苦，但他们的士气没有受影响，国人的乐观情绪始终在，战争一定会胜利，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
可以看出，大家内心抱有的完全是满满的正能量。
翻越雪峰山，军训成绩的一次大检验
全体学生军训的效果如何？1944年学校从邵阳洞口搬迁到湘西辰溪，学生们徒步翻过了高高的雪峰山。这次搬迁就是一次最好的检验。一位1946年毕业的校友回忆：“当时我正在念高二，学校被迫要搬迁。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自带一张单人桌，再带上自己的简单行李。于是我把桌子拆散捆好作一头，另一头用个竹筐装点生活用品和书籍，这么一担挑着，就登上了逃难的征途。
从洞口过雪峰山，只有一条杂草遮掩的羊肠小道，学生们翻山的队伍蜿蜒几里长。从山脚到山顶足有20里路，从山顶下山也有5里路，能一整天爬过此山就是胜利。那天，当我们爬到约10里路时，天上下起了大雨，此时的我们既无雨衣，又无雨伞，水流满面，通身透湿，课桌、行李吸水后又越挑越重。
正当我们困难重重时，忽听得一位同学大喊：‘同学们，我们是国立十一中的学生，我们的校训是忠义、切实、勤劳，现在正是我们谨遵校训的时候’！在校训的鼓舞下，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排除万难向上爬，雨停时，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于是，我们欢呼，我们胜利过山了！”
学生们非常时期能力的大爆发，军训的作用不可小视。
参考资料：《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回忆丛书之四——雪峰山下谱春秋》
■文/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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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十一中，存校七年，四迁校址，最后辗转来到岳阳。1944年，国立十一中与岳郡联立中学、岳郡联立师范学校三校合并，成为现今的岳阳一中。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国立中学绝对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因为它们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管理中学，这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1937年，抗战开始，国土大片沦陷，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学校自然办不成了。大学生可以跟着学校内迁，中学生则成了失学儿童。为了让这些流亡的孩子生活上有一定的保障，同时也有继续就学的机会，民国当局有了战时创办国立中学的应变之举。八年抗战，国立中学先后有30余所，收容学生10万左右，它是倾国家之力而办的中学，集中了教师的精英，教育质量非常高，“两弹元勋”邓稼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夫妇等，都曾是国立中学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