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介绍，中国“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从10年前的30%降至近年的10%以下，有些省份甚至只有2%。（11月5日《大河报》）

    理想状态下，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逐年降低，也可以是好的指征：表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越来越严格，以至于原告在法律面前只是“无理搅三分”，民告官，告也告不赢。

    但现实并非那么理想，民告官的“难”，不仅有老百姓“不会告”的原因，最突出的，诚如王振宇所言：目前审判体制不配套、不适应，人民法院受制于地方。也即说，目前“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低得可怜，很多时候，既非行政机关依法严格自律而无错可纠，亦非老百姓“不会告”，而是在地方行政权力的干预下，法院不敢秉公裁判。王振宇的坦率直言，有不惮自曝家丑的勇气，但更多是对无奈现实的喟叹，以及对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的殷切期盼。

    那么，老百姓输了官司，司法公信力受损，地方行政机关就可以是唯一的赢家了么？未必。首先，数字显示，行政诉讼的上诉率是最高的，申请再审率也是最高的，大概是民事和刑事的6倍和8倍，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行政案件件件上诉。这意味着，老百姓输得不服，要像秋菊打官司那样，将诉讼进行到底，这对行政机关来说，将自身陷进冗长的法律纠纷中，耗费了行政资源，官与民之间的矛盾也没能根本解决，法律风险仍在，官民冲突更会因为法律解决的路径走到尽头而至爆发的临界点。如此情势下，行政机关胜了官司，输了民心。

    在不公正的裁判结果面前，民众的法治信仰必然动摇，“信访不信法”则会继续是官民矛盾解决方式的民间信条。被告败诉率已从30%降到10%以下，每年仍有高达700万人次的上访量，这样的数据对比说明：行政强力干预之后获得的胜诉结果，并未真正化解矛盾，矛盾由司法层面又转回行政体制内——可谓作茧自缚。各地每年耗费在信访方面的行政成本，因为种种消耗，肯定会超过行政败诉所需承担的那部分。而由“截访”衍生出的种种悲情故事，更是加深官民隔阂，有损政府形象。

    地方行政权力对司法裁判进行钳制，最终也将会面临“胜者为负”的规则惩罚，原告胜诉率降低背后并无一个真正的赢家。依法治国大势所趋，只有尊重法律，以法治思维、法治方法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才是既公平正义，也最经济合理。

    ■本报评论员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