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进行时
共鸣
廖厂长的故事引发了一场数百读者关于年代、理想与情怀的激辩。
信念
廖厂长说,人生的每个重要拐点,所做的决定都基于各方原因,但理想主义之火一直在我心中。
低调
廖厂长认为他只是个平常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做了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那么高大上。
“老男孩”吴晓波找到了廖厂长,25年前的故事有了新篇章。
我们为什么围观这场寻找,热爱这个平凡的廖厂长?
“理想去哪了?在很多人倾心逐利的年代,他俩让我们找到了一种精神!”24日清晨,吴先生打进本报热线激动地说。
对廖厂长与吴晓波而言,寻找远非唯一目的,只是起点。它也远非“理想故事”的全部。
他们的故事,引发了一场关于年代、理想与情怀的激辩。
廖厂长不仅是一个资助“吴晓波”们的企业家。他的更多故事里,有着远超一个企业家的使命感,也藏着湖湘人“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更流着1980年代青年人理想主义血液。■记者 汤霞玲 实习生 王瑶
“首富”同窗
最早的万元户,感恩的下海实业派
廖厂长,真名廖群洪,今年52岁,湖南娄底涟源人,出身书香门第。在他们村里,流传着两个故事,一个关于梁稳根,一个关于廖厂长。
长沙市涟源商会执行会长龚黎明跟廖厂长同村,他回忆:1978年,两个人同时考上中南大学,因为同是老乡,两人交情甚好,一次梁稳根的女友要来长沙,家境贫寒的梁稳根苦于无衣闷闷不乐,廖群洪发现了他的变化。他想起了自己刚好有一件新做的西装,主动借给了梁稳根,还给他塞了25元钱。这让梁稳根很是感激。
两人毕业后,梁稳根去做了实业,后来成为三一重工的掌舵人,一度成为“中国首富”。廖群洪被分配到了陕西一军工厂做技术,1985年被娄底市科委作为技术人才引进。后离开体制,开始干实业,成为了涟源最早的万元户。
龚黎明回忆,廖厂长赚得第一桶金后,就开始回报。几个舅舅在外做事,只留下一个舅舅照顾外公外婆,廖厂长对留在家里的舅舅一直心存感念,自己赚钱后,花了四万多元给舅舅买了一辆东风牌的小车,一时间羡煞乡邻。
“从这两件事看得出,廖厂长对朋友很好,对家人很好。”
理想年代
几百人的学习会,想翻译马克斯·韦伯的工人
廖厂长回忆,1980年代思想开放,青年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我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在陕西的那间工厂,他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书籍。
当时工厂图书室有一套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整个军工厂只有他一个人看。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知识,他常常组织工人们学习,学习小组从几个人慢慢发展到几百人,乃至于厂里的团委书记要开会了还要问他:“你今天有没有组织工人学习?我想组织他们开个会。”后来,学习氛围越来越浓厚,还受到了陕西省里的重点推介。
廖厂长回忆,那个时候,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去买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走向未来》丛书,从那里认识了马克斯·韦伯,知道了资本论,知道了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理想社会是既有社会的整体意识,又有个人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这不恰恰跟当时中国的现实一致吗?看到这类思想共鸣,总让他感觉心潮澎湃。“可是当时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我们就开始去翻译,连落实的人都想好了。”
情怀相逢
我和晓波是朋友,是同志,我们得共同完成这件事
廖厂长和吴晓波相遇之前,他正在娄底的一家工厂里组装机器设备。“那时候,很多国营工厂没有生意,我将业务承包给工人们,买很多啤酒放在车间,啤酒管够,活干完就直接发加班费。”靠着最开始的服务外包,廖厂长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当他看到吴晓波和他的同学要开始南中国考察却苦于没有经费时,他给他们汇去了7000元钱。“我有资源,他们有想法,我们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这就是同志的感情。"
理工科出身的廖厂长很相信磁畴理论。
物理学里面有一个磁畴的概念,所有磁力线的方向,只要夹角不大于90度,只要方向大体一致,方法就可以多种多样。“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容忍,需要有多样性。”
廖厂长一直坚持一个理想——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么多年来,这一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这一想法屡屡碰壁。娄底的机械设备厂关门后,他先后去过广州、长沙等地,做过对外贸易,也涉足过IT行业,每当他小有成就时,那颗不安的心就开始“想东想西”。“我总想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社会的很多规则让我喘不过气来。”
他回忆,有很多次项目竞标,因为不愿意遵循社会潜规则,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
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他说:“我的目标本来就是想去消除这些不好的东西,现在却要我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达到这个目标,我宁愿不做。”廖厂长的妻子说,因为这个坚守,让他吃了不少亏。
“尽管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拐点,所做的决定都是基于各方面的原因,有情感的,有现实的,但理想主义之火一直在我心中。”廖厂长如是说。
我本平凡
廖厂长是我,但不全是我
《寻找廖厂长,对话吴晓波》的文章发表后,廖厂长接到了许多电话,有些是多年的好友,有些是以前的老部下,大家惊奇地发现,平时低调的老廖原来有这么大的能量。
廖厂长给记者回复的消息中写道:“其实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那么高大上,大家把我拔高了。”
他告诉记者,自己也被晓波笔下的廖厂长所感动,但“廖厂长是我,却也不完全是我。”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大家赋予了“廖厂长”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所期望的是廖厂长身上所闪现的理想主义光辉。现实社会不断商业化,我们的内心其实很渴望理想主义的回归。
廖厂长现在的生活里,甚少提及理想主义,但以实际行动不时出现。2008年前后,红星日用品城和绿色食品城已经开发多年,但一直没盈利,2000多商户常年维权,若这一问题不解决,难保稳定。在众多压力下,他啃起了这块硬骨头。通过多方的调查走访,最终引进了新投资商,重新盘活了这块土地。
“其实,我做这件事已经跟赚钱没有太多关系了,主要是想着要为那么多人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