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大讨论

    对话

    廖厂长问年轻人，你们的字典里“崇高、高尚、伟大、光荣”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理想

    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为民族的重新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断探索。

    思索

    “廖厂长”是善良、信念、正能量和家国情怀的符号。

    过去几天来，微博微信上热传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一篇文章《只有廖厂长例外》。作者回忆了25年前，自己和几个大学同学筹划“考察南中国”时，湖南娄底一位企业家资助七千元的往事。在作者的文章中，这名年轻的廖姓厂长与他虽只有一面之缘，但其身上闪耀的理想主义光芒，用双手呵护年轻人梦想的义举让他深深感动。（详见本报9月24日A04版、今日A02-A03版）

    吴晓波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道：“春思新人，秋念旧友也”。在我们的一生中，能够让我们回忆起的人可谓多之又多，但能够让我们觉得“例外”的却少之又少。一段时隔25年的回忆与寻找之所以例外并引起关注，只因为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而言，这一段相逢都显得意义深厚。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如野草般蓬勃生长的年代，社会经济的起步与思想的逐步脱贫让不少个体都急欲挣脱原有的束缚，开始了与理想有关的探索与寻找。当时，吴晓波与廖厂长虽身份不同，但却代表了那个时代有着共同追求的一类人，廖厂长对吴晓波等人七千元的资助并非单纯意义的公益性投资，也包含了对新生一代理想青年的认同，或者说，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自己有关理想的追寻。

    理想所寄寓的空间不需要多大，这从当时二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一个只是在读大学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另一个经营着二十来人的小厂，每年利润几万元。一个心忧天下，意欲组织考察改革中的南中国，另一个关注改革，还希望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如同本来没有机会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却因为理想拐了一道弯，形成了一个交点，从此再难忘怀。

    因为没有功利之心在其中，于是成就了这段纯粹又温情的回忆。吴晓波曾说：“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商业社会，大家不再谈诗歌、谈文学理想了，聪明的脑袋都去做生意了”。理想的萎缩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几乎是必然之势，中国社会曾汪洋恣肆的理想之流也一时改变了方向，从“诗和远方”变成了最为常见的犬儒与势利。20多年前的那次出发与相逢，如同一个时代的底色，只存在于曾与理想并肩携手的人记忆深处，而风云激荡的社会翻涌出的理想主义及理想主义者，也逐渐失语于车马喧嚣的商业化之中。

    25年过去，从理想主义年代走过来的二位在此期间从无交集，而在吴晓波此文传遍网络，媒体找到廖厂长后，廖厂长说：“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吴晓波还记得这事。”不少人盛赞这位湘中汉子的豪爽、热忱，从地域性格特征来说，此言非虚，但在理想主义疆域，地理、身份、性别这些元素可以说都是模糊的，唯一清晰的是因为共同理想而做出的共同举动。这在当时吴晓波计划考察南中国时可以印证，在廖厂长解囊相助却不提回报时可以印证，在1980年代因理想而吟游世界的群体身上可以印证，在多年之后仍能在秋夜忆及一次相逢也可以印证。

    理想主义似乎是一个已经遥远的词汇，但它却又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曾经的迷失过后，理想主义在变迁社会中已重新焕发生机，不同的是，它已由个体体现上升到了整体层面。经历了改革阵痛之后，曾经遥不可及的理想已落实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国家发展取向，在一系列经改、政改行动中，中国社会离自己的理想逐渐靠近，慢慢治愈迷失时期造成的肌体伤痛。如果说曾经的个体理想“绕树三匝，无枝可依”，那么在“激荡三十年”后，理想的重新回归让每一个沉浸在理想回忆中的人又可以再次上路了。■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