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天津考察调研。在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工作人员说，过去审批事项多，各部门审批章共有109个。现在通过减少审批、整合职能转变等改革，所有必要的审批集中到一起，只需盖一个章。李克强赞许道，这些公章一旦封存绝不能再打开，要让它们彻底成为历史。（9月14日 《新京报》）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部署的重要任务。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这项工作就被第一时间提上议程。一年多来，10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两次电话会议全国动员，7个批次步步推进，632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约占改革前行政审批项目总数的1/3)，而632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的直接后果体现便是“多了千万户企业”。

    “简政放权”下的政府效率提升与社会因此而获得的正迁移作用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也进一步证明政府自我革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长期存在的“公章围城”中，被严重损害的是社会活力与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例如办一个厂房房产证，耗时4个多月，跑了10多个部门，盖了20多个公章，花了10多万元，却依然搞不定。“公章圆圆，笔头尖尖”，这其中展现的是权力对资源的绝对垄断，以及因垄断而生的寻租，在急需提升社会经济活力的前提下，“公章压迫”成了企业良性发育过程中难以迈过去的门槛。

    封存公章当然是一件值得赞许之事，但也要看到，公章只是一种在明处的权力象征，在公章之外，还有官员个人影响力如打招呼、批条子等非程序性的暗权力的存在。事实上，不少权力与资本的媾和都是通过这些暗中的形式在进行。在利益诱因下，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欲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也就意味着，公章封存之后，更要防止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暗渡陈仓”。

    有不少事例表明，明里官员们按照中央的要求简化办事程序、缩小权力空间，但随着寻租空间的弱化，不少手握权力的官员却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办事拖延、踢皮球等消极行为，最终仍然回到了“给好处才办事”的原点。这也就意味着，公章这样的“显性障碍”消失之后，隐性门槛有可能依然存在。

    强化政府服务功能是简政放权的题中之义，也是政府在执行政务过程中决定信度与效度的关键因素，精减审批无疑使简政放权获得了社会信誉，企业数量的增加也显示出改革的效度，但如果不进一步消除看不见的隐性障碍，使这些“约定俗成”的寻租手段无用武之地，恐怕最终改革效果仍然会打折扣。

    要使明处与暗处的权力影响一致，首先便须使官员权责对等，即“谁管事谁负责”，防止有好处时大家一起上，没好处了全部撒开手的现象；其次应建立跟踪监督机制，在政府及官员的考核机制中添加服务效率与质量的考核指标，同时疏通民众反映情况的通道，结合民众反馈进行相应考察；另外对官员不作为、收好处才作为等行径要严格追究行政责任。唯有将权力与责任配合测量，将封存公章与实际作为划上等号，简政放权才能使政府与社会之间获得良性互动，达成更好的政治社会效益。

    ■本报评论员 张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