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20日发布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职工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发生事故的，亦可认定为工伤。（详见本报今日A05版）最高法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解释，下班后，等交通的高峰时段过了之后再回家，属于合理时间；下班途中需到菜市场买菜再回家属合理路线。

    用句时髦的话去品味最高法的此次司法解释，其实质也是——“不拘常例，不违常情”。

    不拘常例，最高法此次用司法解释，在“时间”与“路线”两个关键点上，扩大了工伤条例的保护外延，用法律的合理性解释维护、保障职工的正当性权利。而在这之前，因为相关法律规定明晰性不足，劳资关系一旦遭遇“工伤”，其“常例”一定会有“扯皮”与纠纷。劳资双方往往在细节上聚讼不已，终有定论，也常常是弱势的劳工一方举证能力欠缺，有理无据，在赔偿上吃大亏，流血又流泪，显失公平。

    同时，强势的一方，还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假借“工伤”的名义，滥用权利。典型的是，一些酒场上喝伤喝死的“英雄”，也会享受到“工伤”待遇；最近的极端案例则是，某国企领导安排陪酒的女工惨遭强奸致死，居然也要按照“工伤”，协议赔偿130万元，妄图息事宁人。这些违纪违法的工伤“常例”，在“时间”“地点”上可能并无瑕疵，但有半点合理性与正当性么？

    因此，最高法司法解释，根本在于突出、彰显“合理”的法律内核，既保障正当的职工权利，也可以有效遏制、反击那些形式上、程序上蒙混过关，却极端不合理、不正当的工伤“常例”。

    而又以等公交、买菜这样的生活“常例”例举出来，则又是在为“合理”划下一道“不违常情”的界限。一是防止合乎常情的合理时间与路线，被细微的“公”“私”之分，羁绊住了正当的权利主张；二也是预防“合理”的权利被狭隘解释。如果认为所有的下班买菜出事都可以视作工伤，也并不合理；正确的理解是，下班后在合理的时间内顺路买菜出事才可能被视作工伤，超时绕路则要另说。

    也有意见认为，最高法的新司法解释，会加重用人方的负担。这是将劳资双方的权利相互对立。实际上，法规更加明晰，则更有利于降低各方的风险。规范的工伤风险是由保险机构在内的各方根据各自责任分散承担，更加明晰的工伤认定，只会强化各方的责任，尽力防患于未然。用人单位必须打破不买、少买工伤保险的“常例”，才会对工伤问题有“不违常情”的正确认知。对此，当慎思明辨。 

    ■本报评论员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