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对水质标准的认知，不是用数据来了解的，而是通过可饮用、可游泳来判断，更应以领导干部以身试水来检验。”浙江“可游泳河段”申报活动日前启动，在6月26日举行的申报活动的视频会议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茅临生表示。浙江要求领导干部要下河游泳给群众看，在确认为可游泳的河段里，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将组织进行横渡或畅游活动。（6月29日《新京报》）

    包括水质在内的环保问题一直是这些年来困扰社会的大问题，因与民生息息相关，使得这一问题逐渐升级成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点。在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于是不少政府部门对空气、水质等环境数据大玩数字游戏的现实语境下，民众在长期的“雾里看花”后只能将对环境好坏的判断简化为官员能否以身试水。

    这实际上是无奈之下的直观认知，并不具备科学性，水质的好坏自然还是需要用专业的环境监测手段给出具体数据，再根据情况制定相应的治理方向与策略，但前提是，数据须真实可靠、治理须最大诚意。显然，这一要求不少政府部门是无法达到的，于是他们选择“举身赴清池”，宁愿在水里短暂扑腾以平清议。

    官员“以身试水”看似是对民意的最大程度迎合与尊重，实际上是在民怨中找到了一条讨巧又简便的途径来解决政府与社会之间有关环境问题的冲突，因为举着“尊重民意”与“自我牺牲”的两面旗帜，任谁也不好再埋怨与为难他们了。如此一来，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监测数据与治理策略反而被“官员下水”这样的感人行径所淡化和消弭。当然，我们不会完全否定官员下水的真心诚意，我们只是怕，在横渡或畅游的过程中，“试水”会变成一场欺骗。有一年，广州官员集体游珠江时，为了确保官员游泳河段内的水质达到标准，将上游的污水全部截流，并向游泳河段上游投放消毒药物进行消毒，而在畅游之后第二天，珠江水域便出现了大面积的水葫芦，说明水质根本不适合下河游泳。

    前两年，全国多地出现社会人士悬赏重金要求当地官员下河游泳，但官员们均婉拒了。这些新闻所形成的舆论声音也直达到了国家首脑处，习近平总书记便在去年两会期间对江苏代表团人士风趣地说：“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民意经由国家领导人转述，效果自是大为不同，也就不难理解官员们从以前的避之不及到如今的主动下水。

    偶尔的横渡或畅游其实都算不上什么难事儿，最不济也可以效仿广州官员畅游珠江那样将上游截流或消毒。然而，包括水质保障在内的真正的环境治理才是最应该让政府和官员们头痛的难题，毕竟民众越来越难糊弄，如果在环境持续恶劣的情况下，不愿意被继续欺骗的他们将检验水质的标准提高到“水质的好坏要看官员们能在水里呆多久”，总不能官员们就一直在水里泡下去吧？

    ■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