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两名“联合国官员”突然到访湖南省岳阳监狱严管监区，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提走在押罪犯林某某，为其办理保外就医。当被监狱方质疑时，这两名“官员”竟掏出手机拨通所谓“中央某领导”电话，要求监狱立马放人。经审讯，两人交代自己是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农民，为帮堂弟出狱便出此下策。（见本报5月20日A09版）

    唬人的“联合国官员”，风牛马不相及的《环境保护法》，配以虚张声势的拙劣演技，从一开始就破绽百出……面对无知无识无技术含量的骗术，无须火眼金睛，警方袖手以待，只等表演者黔驴技穷，便坐收这差不多等于自投罗网的两位“大胆”农民——而两位的胆大，与行动脚本里表现出的智商之反差相映成趣，一经网络传播与媒体报道，瞬时在笑谈榜上快速攀爬，直至占据了头条。确实，笨拙的“捞人”设计，除了对“特权”的丰富想象力之外，别无可赞，只能一笑再笑。

    但是，当注意力都被笑点吸引的时候，不知还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位“联合国高官”的作案动机，其实还带着泪点。 据审讯交代，现年66岁的林某是为了帮在监堂弟林某某“保外就医”，经人介绍，请来“关系硬、路子广、能办事”的58岁老乡吴某某帮忙，而吴某某又从黑市上买来了假证件、假文件，这才出现了沦为笑谈的一场闹剧。至于供述是否属实，林某是同案犯，还是上当被骗的受害者，尚待进一步由警方与法律去认定。但林某提到的一个细节，却恐不宜久等。据他所言，之所以着急要将堂弟保出来，是因为林某某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这个没有被否定的情节，其实道出这场闹剧的另一面真相：“联合国官员”是假的，在押犯家属的困窘状况却可能是真的。

    当然，至于困窘到什么程度，没有更多信息。假设，除了林某某之外，66岁的林某，就是林某某年高多病的父母的唯一赡养者，那么林某某“营救”不成反自己身陷囹圄，即便咎由自取，但是否会因此导致林某某父母无人救扶，而造成另一出悲剧呢？2004年，成都吸毒女被抓，导致3岁女儿被活活饿死的“李思怡事件”，不知大家可否还有记忆？假如，林家的两位老人，因为林某与林某某的接连入狱，发生类似的惨剧，现在一味在笑的围观者又情何以堪？ 或者，笔者的假设都过于悲观，但分一点于事无补的笑意给可能挽回的泪点，总不算多余。

    即便事情不会都那样极端，但林某近乎不择手段要“捞”出堂弟的急切，还是折射出贫病犯人家属的普遍窘局：这些犯人，如果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的入狱，则意味着家属失去了一片天——而这块不光彩的残缺，无法求助于人，再无来诸社会与国家层面的制度救济，他们的自我救赎则不是悲惨，就只能是荒诞了。

    而对罪犯的惩罚，从法律的层面，也仅止于其身其罪。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去思考，更既是惩戒，也是救治。由此而言，如何帮助犯人家属摆脱生活困境，不仅有关犯人自身的改造，防止二次犯罪，也有关国家与社会愈合机体创口，是需要共同关注予以制度化解决的问题。

    ■本报评论员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