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少女彭晚露因突患盆腹腔肿瘤（俗称“大肚子”病），经手术后取出了一个重达7.8斤的肿瘤。为省钱，这名坚强的少女手术后仅在医院呆了三天就主动回家休养。但术后费用还将高达20余万元，尚有待社会捐助。（见本报5月13日A09版）

    彭晚露患病后，不仅得到亲邻及时的帮助，更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社会人士慷慨解囊——对此，彭晚露无不心存感激，表示病好后将百倍努力百倍回报好心人。

    但与民间涌动着的温暖与爱意相较，来自于有关部门的消息则颇显得有些无奈。据娄底市卫生局相关人士介绍， 由于“新农合”有别于职工医疗保险， “像彭晚露患的盆腹腔肿瘤，目前不属于大病救治的病种。”——这一个“有别于”，意味着只因为一个身份差别，这名花季少女除了自我救济之外，就只能寻求社会救助，而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内很难得到本应有的帮助。

    很难想象，一种需要花费20余万元的病，为什么就不是“大病”了？或者该追问，不是“大病”，怎么就要花费20多万元！但这样基于民间常识性的发问，遇到专业性解释或者已经成文的政策文件，必定会碰到一个冷硬的回答，这也就是彭晚露遭遇的冰冷现实——政策与文件就是如此规定，如果开了例外，则是“违例”，有损政策的刚性、连续性与政府文件执行的权威性……

    这些解释也不无道理，但也由此将花季少女彭晚露一个人的冷遇符号化为一个阶层的共同命运呈现在公众面前：因为她是名打工女，因为她是农民，所以她在遭遇个人无法承受的医疗费用时，就无法像城镇职工一样从医保体系内获取帮助——这种城乡身份差异造成的困境，本质上就是医保体制的不公平。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与社会都在不断进步与发展，其中，农民奉献多、索取少——他们不仅进城务工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更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为中国产品赢得了“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形成“人口红利”；甚至他们最终还为工业与城镇的发展，“奉献”出了自己的土地。因此，即便不提所谓的天然权利，农民理应享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分享改革与发展红利，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该轮到了农民。

    也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仅是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对农村农民正当权利的确认。而在湖南省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中，消除城乡差异，也是一项摆上日程的迫切任务。

    由此观之，彭晚露们的困境有望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获得制度性纾解，而更广泛的社会保障公平问题不仅存在于城乡居民间、也在城镇各种职业身份间存在，进而言之，关注彭晚露的遭遇也是关心每个人自身的权益。而作为具体的个别案例，帮助彭晚露，需要政府、社会与个人，各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责尽力，救人于急难。 

    ■本报评论员 赵强